潜移默化中华夏族民共和国野史的重大事件,刘

作者:历史

汉昭帝始元六年的盐铁会议是汉武帝死后的一场重要国策论辩,当然也不排除有霍光借助贤良文学舆论力量对付财经权臣桑弘羊的政治用意,但是这场论辩也确实是一次对武帝时代国策的重要反思。

“武帝时为中国极强之世,故古今称雄主者,曰秦皇汉武。”破匈奴、伐大宛、灭南越、平朝鲜,赫赫武功使得无数华丽的词藻和热血的情怀与武帝之名相挂钩。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大将军霍光以昭帝名义,命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60余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政策讨论会。这次会议,是要“总论政治得失”,对汉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盐铁专卖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辩论。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

在这场论辩中,贤良文学对武帝朝征伐匈奴造成财政危机的事情进行了批判。作为武帝政治遗产的拥护者,桑弘羊则不遗余力地为汉帝国的铁血政策进行了辩护,在《盐铁论·结和》一篇中可以看到桑弘羊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

历史写就了大漠铁骑、西域雄师、征服岭南、扬波东海的英雄时代。诗歌里亦传唱着“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的柔情,“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的豪气。

  汉武帝在位时期,重用大理财家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收回铸钱大权,同时设立“平准”、“均输”制度,加上“算缗”,“告缗”办法,使朝廷增加了巨大收入,削弱和打击了大工商业主和封国诸侯的经济势力,加强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汉武帝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内削诸侯王,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大大巩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但同时也因负担过重,导致“天下虚耗,百姓流离”,不断爆发小规模起义,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汉武帝一方面进行镇压,一方面决定在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之下,适当调整一些政策。

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先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故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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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上书汉武帝,要求在今新疆轮台一带,实行军事屯田,“以威西国”。汉武帝深知力所不及,为此下了一道“轮台诏令”,不同意再加重百姓口赋,拒绝在轮台再兴办屯田,并明确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同时,他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个政策,对巩固前一时期加强统一集权的成果很有必要。但汉武帝来不及全面贯彻“轮台诏令”的方针,便在公元前87年死去。临死前,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并确定以他为首,与上官莱、桑弘羊等一起,共同辅佐即将继位、年仅8岁的汉昭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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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还留下了“穷兵黩武”“海内虚耗”的字眼,诗歌中仍可见“一将功成万骨枯”、“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悲哀。只是后来者,太喜欢看人前的荣誉与辉煌,而淡忘了荣耀背后的血与泪。

  霍光主持朝政时,“无所改作”,坚持汉武帝加强集权的各项主要政策,同时能够“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注意贯彻汉武帝“轮台诏令”的精神。公元前81年,朝廷下令,征求地方贤良文学对“民间疾苦”的意见,一致回答:“愿罢盐、铁、酒榷”,桑弘羊不同意。因此,霍光便组织了“盐铁会议”。

林峰版汉武帝

迟到16年的罪己诏

  会上,霍光没有出面,由丞相田千秋主持会议。桑弘羊是代表朝廷答辩的主要发言人。从各地请来的贤良、文人,则利用这次机会,对汉武帝的各项政策进行了论辩,主要矛头指向桑弘羊,纷纷要求有所更改。于是,会上以贤良、文学为一方,桑弘羊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地辩论。他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桑弘羊的这段话其实是对汉初至武帝时代匈奴政策的一个简单梳理,汉初对匈奴采取的是怀柔和亲政策,而且是“所聘遗单于者甚厚”,但是这种让渡经济利益换取和平的手段并不有效,匈奴依然是“暴害滋甚”。武帝时代则一改怀柔旧策,认为匈奴只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即只能用武力打服,而不能指望什么以德服人,所以才有了武帝时代对匈奴的长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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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要不要继续实行盐铁专卖、统一铸钱、榷酤、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贤良、文人认为政府垄断这些事业,是“与民争利”,主张加以废止。桑弘羊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说:“总一盐铁,非独为利人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打击分裂势力,禁淫侈,绝兼并之路也”。桑弘羊指出,汉初不禁私利,吴王刘濞铸铁煮盐,结果力量一大,就造起反来。另外,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车甲之贵,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事实说明,实行盐铁专卖,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抵抗匈奴贵族的侵扰,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司马迁对此曾说过“民不宜赋,而国用饶”,加以肯定。汉武帝时,“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的桑弘羊,为此立功。所以,在会上,桑弘羊坚持继续执行盐铁专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武帝元光二年的“马邑之战”开始,一直到征和四年“轮台诏”颁布,汉朝对匈奴政策进行收缩性调整,武帝时代与匈奴的战争一直持续了44年,其中大战不下十场,小战不计其数。

汉武帝刘彻的统治,前后长达五十四年之久。在武帝统治前期,大约建元元年至元光二年(前140—前133),整个帝国的政治经济足可谓太平治世。司马迁写道:

  贤良、文人反对盐铁专卖,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不合历史实际,但却反映了封建官僚制度控制下的盐铁专卖,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官吏管理不善,假公济私,所造铁器质量低劣,“割草不痛”,价钱又贵,农民不愿用,出现了“木耕手”的现象。制出的盐,也有苦味,人民只好淡食。桑弘羊也承认这些事实,致使“民烦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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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粮仓)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第二,对匈奴和战问题。匈奴贵族长期扰边,汉武帝发动大规模反击战争,这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不过,连年征战,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史书记载,武帝晚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东方盗贼滋起”,封建统治呈现不稳。贤良、文人以此为口实,全面否定抗匈斗争。他们认为,早就不应该轻启战端,只要用仁义加以感化,匈奴贵族自然就不来骚扰,“以仁义导之,则北乘无寇虏之优”。会议上,他们主张“罢关梁,除障塞”,撤除边防要塞,“偃兵休士,厚币结和”,认为这样自能安定和平。

盐铁会议

自元光二年马邑之谋后,武帝开始大规模的对外用兵,“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

  这些议论,不切实际,非常迂腐可笑。桑弘羊摆出汉朝与匈奴关系的历史,说明匈奴贵族贪婪好战,即使“重质厚赂”,照样“暴害滋甚”。所以,他认为对于匈奴贵族“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仁义感化不可能收效。

沉浸于强汉武力的历史记忆中,或许只会看到匈奴大败,势力被逐出河西、西域和漠南,发出“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哀叹。但是,汉朝也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沉重代价。荣耀是属于武帝的,而代价则是汉朝百姓所承担的。皇帝想要争取胜利,所以会不怕牺牲,因为牺牲的只是在他眼中如同蝼蚁一般的百姓而已。

在这三十多年间(前133—前102),除对外征伐外,武帝还完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改革,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设刺史等政治军事改革,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经济制度改革。后世所推崇的文治武功,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完成。

  第三,实行“法治”,还是实行“德治”。桑弘羊坚持汉武帝长期实行的“法治”政策。他认为,“令严而民谨慎,法设而奸禁”,实行严刑峻法,则“民不逾矩”,才能巩固封建统治。

贾人之子桑弘羊是武帝重用的“兴利之臣”,他的发迹是与武帝的种种兴利措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兴利措施的实施则主要是为了维持武帝的征伐战争。可以说,桑弘羊们是武帝对外战争的受益者,没有战争很难有这些人经济和政治上的腾达。

然而,读史者如果细查一番,不难发现这些大事基本上都是在元狩(前122—前117)、元鼎(前116—111)年间完成,少数完成于元封(前110—前105)年间。

  来自地方的贤良、文人,直接感受农民反抗的威胁,指出,“疲马不畏鞭,疲民不畏刑法”,单靠酷刑镇压,“不可久也”,汉朝政权有可能步秦后尘,迅速垮台。贤良、文人主张实行“德治”,是要求汉朝廷变换统治手法,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先“礼”后“法”,“礼用敬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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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如果武帝身负历史使命,那么到元封年间他就已经完成。这之后,应当停止大规模的对外用兵(如损失惨重的伐大宛)、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儒法之争,是指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过程中,儒法两个学派之间的斗争,有它的特定含义。尔后,随着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发展,产生儒法斗争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儒法逐渐走上了合流。盐铁会议正是在儒法日趋合流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汉武帝

可是,直到征和四年(前89),武帝才颁布转变统治政策的轮台诏。武帝的轮台诏,广受后世所赞扬,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难得的成功之举,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引发了后继者的“昭宣中兴”。

  盐铁会议是汉朝政府讨论国策的一次会议。会议留下了记录。宣帝时的桓宽利用这些记录材料,写成了几万言的《盐铁论》一书。《盐铁论》保存了当时辩论双方代表人物的原来风貌,为后人提供了西汉盐铁专卖和盐铁会议的重要情况。

在桑弘羊看来,匈奴“挟不信之心,怀不测之诈,见利如前,乘便而起”,是“反复无信,百约百叛”的“长诈之国”,所以必须用铁血武力征服,武帝时代的战争虽然耗费国力,但是又三大好处:

不过,在今天看来,班固所动情称赞的这份“仁圣之所悔”的罪己诏完全可以早上16年,那样武帝后期的家国民生不至于出现“亡秦之迹”。

其一,武帝“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安灾,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这说的是对外战争可以巩固政权;

劳民伤财的雄才大略

其二,武帝对外征伐,是为了黎民百姓的长远利益,“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虽然短期增加国内负担,但终究是“初虽劳苦,卒获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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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武帝开边,可以促进物资流通,内地与边疆互通有无,获得经济利益,甚至可以收到“中国以一端之缦, 得匈奴累金之物”这样的巨额利润。

公元前81年,汉武帝去世后的第六年,主政大臣霍光召开盐铁会议,其授意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攻击盐铁等政策,试图在舆论上搞臭长期主管财政的政敌桑弘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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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想到,贤良、文学从一开始就全盘否定官营政策,而桑弘羊又坚决维护官营政策,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争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就打乱了霍光的原定部署,使得霍光骑虎难下。

桑弘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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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贤良文学看来,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因为在马邑之战之前,汉与匈奴的关系是和平的,“往者,通关梁,交有无,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之下”,战争完全是无端而起的,但是,从马邑之战以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祸纷拏而不解,兵连而不息,边民不解甲弛弩,行数十年”。

不过,这场失控了的“辩论赛”却让后人对于武帝一朝的政治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其中,有一段值得关注:

即便再怎么夸耀大汉武功,也不能忽视对外征伐所造成的经济负担。经济负担就仅仅是经济问题吗?当然不是,它的影响深入各个层面。汉武帝的对外战争,尤其是对匈奴战争,造成了“府库益虚”的事实。

皇家国际官网,“ 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勀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

除了军费、军需开支外,汉武帝的赏赐也是大手笔的,仅仅元朔五年、六年的两次战争前后,赏赐立功的将士黄金就有二十余万斤,甚至捕获的数万俘虏也“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 。

贤良文学这段话可谓言简意赅,清晰揭示出武帝统治政策的实质。武帝即位后逐渐开始用兵四夷,主要是对匈奴的军事征伐,这是武帝朝政治活动的第一原动力,“奋击之士”因此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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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元狩四年(前119年) 左右,连年征伐匈奴导致“财匮,战士颇不得禄”,汉廷发生严重财政危机。

汉军

在此严峻形势下,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兴利之臣应运而生,汉廷积极开拓财源,增设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入粟补官、入羊为郎、出货除罪等兴利活动,在数年之间不仅成功化解财政危机,而且为武帝后半期的对外军事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财源。

财政要破产了怎么办?汉武帝的兴利之策就是破坏既有的制度,买卖武功爵以及准许工商业者入钱为官这些措施也仅仅是一时权宜之策。随着危机的深重,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均输平准、榷酒沽等等政策一一出台。

但是兴利活动却搅乱了民生,造成了社会动荡,盗贼四起、民不聊生,于是武帝又在全国上下大兴酷吏之治,以严刑峻法高压统治。

桑弘羊便是武帝时代统制经济的重要执行者和受益者,一批依附于国家权力的大商人成为国家垄断资本的代言人,政府的垄断利润与对外政策是紧密挂钩的,维护武帝旧有对外政策,就维护政权和大资本的既得利益。

可以说,汉武帝因穷兵黩武的关系,才逐渐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因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又不得不用残酷的刑法来维稳,三者互相因缘。

桑弘羊们显赫富贵了,其代价就是一般黎民百姓的普遍困苦贫穷,“六畜不育于家,五谷不殖于野,民不足于糟糠”,武帝的强盛帝国是建立在汉朝百姓的累累白骨之上。

武帝对外征伐、对内实行兴利政策并大兴酷吏政治的统治政策保证了其文治武功的实现,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这场论辩并没有最终的胜负,但是从此之后,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已经不再有大规模战争了,汉朝战略重点从外向转至内部,国祚也得以延续一百余年。

对外征伐

据《汉书·武帝纪》和《史记》、《汉书》中各少数民族传记记载中的情况,汉武帝在位期间,仅对北匈奴用兵就多达44年,几乎平均1年2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战争。这还不算对朝鲜、南越等地区发动的战争。

这些战争中,有些确有其必要性,如对匈奴的几次战争。但也有很多纯属得不偿失,如征伐大宛。在司马迁笔下,汉武帝派李广利攻打大宛,是出于他喜好大宛宝马的私欲。

武帝以丧师五万、转运万里的巨大代价,仅得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得与失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人难免觉得这场战争是多么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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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事实上这场彻底断匈奴右臂的战事,确实是损失惨重,代价巨大。汉代的贡禹、夏侯胜、贾捐之、扬雄、蔡邕等人,以及参加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们也一致认为,武帝拓边劳民伤财、虚耗国力,导致灾祸并生、盗贼蜂起、天下大乱。

夏侯胜甚至认为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卒,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矣。”

汉代以后,批评武帝穷兵黩武的言论仍不绝于耳。唐代名臣狄仁杰就说:

“ 汉武追高、文之宿限,藉四帝之储实,于是定朝鲜、讨西域,平南越、击匈奴,府库空虚,盗贼蜂起。百姓嫁妻卖子,流离于道路者万计。”

明代顾炎武也批评到“汉武穷兵极远,逞一时之私心,以启后世无穷之祸。”

兴利政策

汉武帝统治期间,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兴利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

这些战时经济政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重农抑商,或农商并重,而是为了打击富商大贾,制止其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以谋取暴利。同时也是为了削弱地方郡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其最为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迅速聚敛社会财富,用以填补西汉王朝在财政支出上的巨额亏空,支持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和穷奢极欲的生活耗费。

这些政策在短时期内确实起到了迅速聚敛社会财富的功效,支持了武帝的“文治武功”和穷奢极欲。

但从长远来看,却存在着许多弊端:比如贤良文学指出的官营生产的铁器难以适应农民实际生产,给耕作带来极大不便,又加重劳役;平准制度也往往会走向物价飞涨的反面;官营举措又导致各级官吏尤其是上层官员的腐败,所谓“因权势以求利”。

酷吏政治

为了支撑帝国庞大的战争消耗和刘彻本人的享乐开支,武帝时期力役极为繁重,民众甚至作歌以泄不满:

“ 今中国为一统,而方内不安,徭役远而外内烦也。古者,无过年之繇,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憩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此《秋杜》、《釆薇》之所为作也。 ——《盐铁论·繇役》”

武帝甚至将人头税征收年龄从7岁降为3岁,逼得贫民无钱纳税而杀死初生婴儿,“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

另外,武帝还经常打破常规,随机征收赋役,“盖武帝时赋敛繁多,律外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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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民穷

民不聊生,因此揭竿而起。武帝晚年各地出现了农民暴动,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之间有坚卢、范生等。

在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前,武帝不思自己所作所为、改弦易辙,而是派出大批酷吏和绣衣直使前往镇压。这些人奉命之后,即到各地对反抗的百姓大开杀戒,“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血流十余里”。

在血腥屠杀未能奏效的后,又实行相互株连的“沉命法”进行镇压,结果愈压愈烈,反者更众;治奸愈迫,奸者愈匿,使得武帝末年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不可遏制。

极宫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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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征伐四夷、开置边郡的穷兵黩武,还有着祸在当世、功在千秋的情有可原,那么耗费国家财物、追求个人奢靡享受所做的大修宫室、求仙访神则是不可饶恕。宋人曾批评汉武帝:

“ 穷兵黩武,侵伐四夷,繁刑重敛,残害百姓,极宫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虚无,去始皇亦一间耳。”

武帝挥霍无度,赏赐动辄数百万;游猎无限,扩京畿方圆数百里为专供游乐的上林苑;大兴土木,在关中各地建造离宫别苑;喜好女色,“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并且其妃嫔用器奢侈,最宠爱的李夫人“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价倍贵焉”。

当享受到极致的时候,就开始追求生命的无穷。秦始皇如此,汉武帝则更甚。

武帝将那些胡言乱语的方士奉为上宾,虔诚希望他们能给自己指引一条长生之路。从23岁碰到李少君开始,武帝就陷入了神仙方士的包围之中。他先后任用李少君、齐少翁、栾大等人,利用各种手段寻求长生之术。

武帝多次巡游东海、访求神仙,动用方士达几千人,又在京城为神仙修筑高台楼阙,凿池造山,“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晚年又登临东海、寻访神仙,为此还差点葬身鱼腹中。据《汉书·武帝纪》载,自元狩元年至后元二年(前122—前87)他外出祠神、巡行、封禅共二十余次,其中远程出巡、祭祀达十余次,“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

泰山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总结道:

“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司马光取舍般的评论深含其时代影响和个人政见,不能不听亦不能全信。

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多灾多难,时常受外敌之辱,恰处于这个时代的人们往往会借古讽今,寄情于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无疑是寄托富国强兵、扬威异域理想的最好人选。

因此人们往往习惯性去多看几眼那个时代的英雄,而暗淡了庶民的血与泪;习惯性的冠以功大于过;习惯性的去说祸在当代、利在千秋。

然而,毕竟我们有着历史的高度。如果,你身处英雄时代却不是立功立名的英雄豪杰,而只是普罗大众的一员:或为力役、或为征夫、或需卖妻、或要杀子,不知你是否还能唱出“涉流沙兮四夷服”的豪情万丈、“倾城与倾国”的柔情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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