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李中堂在洋务运动中的成效以至她的

作者:历史

怎样理解“中体西用”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李鸿章一生当中都在为晚清政府服务,而且还提出很多想要改变中国现状的方法,比如洋务运动就是李鸿章提出的变法活动,而李鸿章正想因为洋务运动来改变清政府的现状,提升国人的综合能力,而李鸿章则更是洋务运动最主要、最有力的推动者和一、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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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所谓“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自有体用的文化系统。其核心是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其灵魂是儒家纲常名教。“西学”指西方的近代文化,也是一个自有体用的文化系统。其核心是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其灵魂是以自由、平等为标志的天赋人权思想。这两种文化经过19世纪上半期血与火的碰撞,在中国放开眼界看世界的先进知识界产生了“中体西用”的思想。100多年来人们对这个指导思想的评价不一。那么,怎样理解这个指导思想呢?

首先,是由洋务派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戚其章,1925年生,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第一,“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实体都是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不存在而自然经济普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要建立起“西体”是不行的,因为还不具备西方式的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传统的“中学体用”还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作着,但是,面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不引进西学,则国将不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于是产生了。

19世纪60年代初,面对如何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清王朝内部出现了两派——洋务派与顽固派。李鸿章这位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后掌握军政、外交大权的洋务地方实力派,认为如能使火器赶上西洋,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洋务派的一批掌握军政的大官僚,他们虽与顽固派在对待外来事物有很大差别,但其阶级本质是相同,都是地主阶级代表,都是封建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只要求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达到保封建统治久安即可。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除顽固派之外,当时的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而且不同派别的理论概括也并非一致。在1895年以前,各派别较多使用“中本西末”,尤其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派。最早使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是早期维新派,不过是在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这一概念才被普遍使用。19世纪末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不同派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趋向。到90年代,两种“中体西用”论并存,但是,洋务派后期代表张之洞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学,而维新派则坚持“会通”中学和西学。

第二,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洋务经济乃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无论从资金、技术、市场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政府的。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纳税人手中的钱财,解决兴办的经费。它是靠政府之力引进技术,其原料和产品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调拨的。于是,政府的支撑就成了洋务经济存在的前提。这样,维护政府所代表的传统制度,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天职。正是这种既要举办洋务,又要依赖政府的经济现实,决定了“中体西用”的必然性。

其次,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中体西用”还是“中本西末”?

第三,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兴办洋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资金之难措,又有技术的难备,还有习惯势力障碍,更有顽固派之攻击与责难……真是举步维艰。唐山——胥各庄铁路通车,顽固派提出机车轰鸣会震动皇陵,(高中历史 www.lishixinzhi.com)洋务派不得不一度用马匹来牵引车厢。办天文算学馆,顽固派又说这是以夷变夏,是废弃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些在今天看来无须驳斥的奇谈怪论,在当年却是极具份量,可置人死地。甚至连洋务派也不得不称这些谬说“陈义甚高,持论甚正”。这样,洋务运动为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在引进传播西学的时候,维护中体就非常必要了。不如此,洋务派就无以自存。我们从“中体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务派的良苦用心。该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冯桂芬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很明显,作者强调的,不是中学如何善,而是学西“善之善”。在这样的口号下,学西就名正言顺了。当然,这个口号的实际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当革命兴起之际,再大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重心就不在学西,而在不准革命、不准破坏中体这一层意思了。这个口号提出之初的进步用意,我们是不能抹煞的。

洋务派掀起这场运动是为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秩序。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政局岌岌可危。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劳苦大众起义风起云涌,除太平天国运动之外,还有捻军、少数民族起义等。太平天国运动规模最大,对清政府的打击更沉重。故洋务运动兴起之初,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镇压人民的反抗,因此,一开始洋务派就以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为主要任务,1861年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国藩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企业——安庆军械所。

论及体用问题或本末问题,不能不从道器论谈起。

第四,“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虽然中学是体、但西学既然已经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传统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民拒斥外来新生事物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于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学大量涌入。江南制造总局仅1896一年就译介西书120多种,平均每三天即译介一种,真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伴着西学传播,中国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吴柏均:《中国工业化的发韧》)。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

此后,随着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进一步卷入了资本义市场,极大的冲击了原有的自然经济。列强又加紧了对中国武力侵略,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适应当时形势,在经济上,洋务派打着“求富”口号,创办民用企业。一面是为了“分洋商之利”,以保护利权和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的困难;二是为军事工业提供所需金属原料和煤燃料,减少对外国依赖。如李鸿章创办的开平煤矿,其所产之煤,除供应各局之外,还投放市场,因质优,价格便宜,便很快打开了市场,逐渐取代了洋煤在天津的地位。在军事上,除继续在各省设立兵工厂和扩大原有的军事工业之外,洋务派开始筹划海防,提出十年内建成几支海军的建议,并从英德购买船舰,积极组建训练海军,以增强海防;同时还编练区别湘淮军的新式陆军——练军,来加强国防力量,抵御外国侵略。

“器”与“道”这对概念,属于哲学的范畴。“器”与“道”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根本问题。《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有形的具体事物,故《易·系辞》又称:“以制器者尚其象。”“道”与“器”既是相对的,又是相互联系的。王夫之《周易外传》说得好:“无其器则无其道。”就是说,有“器”才能有“道”:“器”是第一性的,“道”是第二性的。“道”是无形的,是事物的道理或规律。《易·说卦》有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柔刚、仁义等无形的东西,皆归为“道”。如何认识“器”与“道”的关系,是区别古代哲学不同阵营的基本标志。所以,宋代以降。“器”与“道”的关系问题,成为思想家们经常辩论的哲学命题。

第三,从洋务运动内容看,其真实意图亦很明显。

鸦片战后,由于西学东渐,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洋务思潮兴起后,一个崭新的课题摆到了那些喜谈洋务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面前:用道器论的观点看,中学与西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洋务运动中所创办的洋务企业,其封建性很浓厚。在所有制上多采取官办和官督商办的形式。就军事工业而言,资金来源于国库,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和利润,而是为了直接武装军队,经营管理也是沿袭封建衙门的一套规章制度,它实际上是清政府封建官僚所控制的官营工业。至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不论其为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大都由封建官僚官方控制。洋务派除了控制其企业外,对于刚刚产生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采取压制、打击,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他们是绝不允许会妨碍其统治的经济存在的。虽然洋务派选派留学生、进修生出国深造,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但他们仅是为了培养洋务运动所必需的技术人才,他们不敢亦不愿从根本上废除科举制度,因为这是他们为官出仕,选拔统治阶级人才之途,也害怕新思想新事物对他们的统治产生冲击。

多少年来,论者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19世纪60-90年代关于中西学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似乎已成为定论了。事实上,除顽固派之外,这一时期关于中西学关系的认识的概括不仅不一样,而且不同派别的认识也迥然有别。因此,用“中体西用”来说明表现出不同阶段、不同派别和不同趋向的思想潮流是否恰如其分呢?详查有关资料,从1861年到1894年的三十余年间,洋务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论及中学与西学关系时,曾有过“中本西辅”、“中本西末”、“中体西用”、“中道西器”、“中道西艺”等等不同提法。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用“本”“末”这对概念来表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不仅“中道西器”、“中道西艺”的提法只是偶尔出现,“中体西用”的提法的出现也不过寥寥数次,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中本西末”论,而且,“中体西用”这一提法只是在1895年维新思潮兴起后才开始流行。

最后,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更能突出其根本目的。

论者或谓,“中体西用”思想可以追溯到林则徐和魏源。因为魏源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其“师夷长技”便是“西学为用”的最初表述形式。并认为,林则徐虽然没有发表什么“中体西用”的言论,但他的实际行动以“西学”中的物质文明弥补了“中学”之不足。如此等等,皆未免失之牵强。无论是魏源还是林则徐,都没有提到过西学。他们那时对西方“长技”的认识还是相当表面的、浅层次的。不错,林则徐说过:“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①他不仅提出了“师夷长技”的思想,而且在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初步地将“师夷长技”思想付诸实践。魏源则把这一思想完整地表述了出来。但是,林则徐也好,魏源也好,都没有把西方的“长技”视为西学,他们的认识在当时还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更谈不上用道器论或体用观来考察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了。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纲常名教;所谓“西学”指西方文化,但主要指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是强调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器装备等方面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西学”这一名称的最早明确提出,是在1861年。冯桂芬有《采西学议》一文,谓中国所译意大利、英吉利两国之书,凡数十种,“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提出学习西学的顺序和内容是:“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如历法,从古无数十年不变之理,今时宪以乾隆甲子为元,承用已逾百年,渐多差忒;甲辰修改,墨守西人旧法,进退其数不足为据,必求所以正之。闻西人见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又如河工,前造百龙搜沙之器,以无效而辍。闻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用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这就把西学的范围扩大到坚船利炮以外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了。他不仅首次对西学做了明确的界说,而且还阐述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认为国人须“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因为“西学不外算学,舍算学无西学也”。就是说,学习应以中国的经、史等学为主,兼习西学。他还用两句著名的话来表述这一思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②。一般判定冯桂芬是近代第一位早期维新派,实则他“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向洋务派或早期维新派转变期间的双重过渡人物”③。冯桂芬的“中本西辅”说,便成为尔后洋务派“中本西末”论之滥觞。

这表明洋务大臣依然将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奉神明,不可能,亦不愿意接受近代西方民主制度,这一点,李鸿章在创办洋务企业之初说得很明白,“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总之,洋务派企图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简单嫁接在封建主义之“体”上,以达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之目的。当然这势必会产生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封建主义的“体”不可能载起新生产力的“用”,这条道路肯定行不通,其根本目的不可能实现。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惨败,亦证明了这点,它表明了洋务运动的结束。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论述“自强”口号时,总是提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1862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以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④即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本,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末。曾国藩尽管没有明确地提出“中本西末”问题,但他是用本末观来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却是没有问题的。

二、李鸿章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左宗棠曾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作过专门的论述。1866年,他奏称:“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相不逾,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⑥他指出,中学与西学,二者泾渭分明。西学崇实重艺。“有迹可寻,有数可推”,是为“末”;而中学以运虚尊道,重义理,是为“本”⑦。左宗棠运用道器论的观点来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其“中本西末”思想较之曾国藩又进了一步。

皇家国际官网,从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可以看出,李鸿章的洋务活动大致有以下特点:以“练兵制器”为中心,民用为军事服务;以技术为中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改变专制体制和文化传统;以官办为中心,从原料的采购、生产过程管理、产品分配等都基本上走官方路线,不是市场经济。总之,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化实践的第一人,主要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可以说近代化的万里长征才刚刚起步。

李鸿章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做过较多的论述。1864年,他致函总理衙门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⑧他在这里谈学习西学的办法及如何培养西学人才,也是将中学的“明理”和西学的“精艺”加以区分,并且认为对西学只是“师其法”,以维护“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的“中国文武制度”这个根本。翌年,他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⑨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不可动摇,是本;而西学不能说就是“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犹如急病不得不用治标之方,是末。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国际上封建主义完全衰落,资本主义正在全球范围里逐步确立。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引进了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在洋务企业的吸引下,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也开始投资于近代工业。因此,可以说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刺激、诱导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实力的扩张也起了一些抵制作用。在此意义上说,李鸿章不愧为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第一位杰出的实践者。

后来,李鸿章又在《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中专门论及学习西学问题时称:“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⑩视西学为“异学”,即以中学为“正学”,这也是“中本西末”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李鸿章作为封建官僚,他对近代化的认识是极为有限的:在经济上他的洋务企业尽管诱导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本身却带有浓厚的封建官僚性质;在政治上,洋务运动根本没有涉及到改革封建专制体制;在文化上,仍然顽固地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美妙无比,因此其近代化还停留在“器物”层面上,对外国的学习还停留在浅层次上。这一点远不如和他同时代的日本的杰出改革人物,如伊藤博文等,后者的改革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跻身资本主义强国,而李鸿章的洋务集三十年之功,却培养不起打败日本的力量,不能不说是改革的局限性所致。

到70年代中期“海防议”发生时,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又成为讨论者的热门话题。洋务派官员一般都继续坚持“中本西末”的观点。如李宗羲在赞同总理衙门所奏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的同时,指出:“原奏六条,以用人、持久两条为前四条之要领,由末溯本。用意至为深远”。练兵“尤须练艺”,“参用西法”,简器、造船“只能就洋匠成法,依样仿造”,筹饷则或开矿以“致富”、“自强”,皆属于西学,为末,列于前;“持久之道在于得人”,“帝心简在,任用自有权衡”,“故用人一条,尤为万事之根本”,列于后。此即“由末溯本”。这里虽是议论海防问题,但又不能不涉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故出此“由末溯本”之论,以强调中学与西学之间的本末关系。王文韶与李宗羲具有同见,但说得更为明确:“天下事有本有末……就六事而言,练兵、简器、造船、筹饷,其末也;用人、持久,其本也”。

有人说,如果没有甲午战争,李鸿章的洋务本来是可以先“器物”,再“制度”,逐步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使命的。然而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并且李鸿章作为封建官僚,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具有这样长远的战略眼光。甲午战争是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试金石,结果中国惨败,日本大胜。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朽堕落。日本大胜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治政府的高效廉洁。因此,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艰难地迈出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第一步,功不可没。但这一步踉踉跄跄,蹒跚而行,拖着清政府这台千疮百孔的机器前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其历史局限性也是应充分看到的。

据以上所述,不难看出,从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到一般洋务派官员,都是主张“中本西末”论的。“中本西末”成为洋务派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本西末”论,而不是“中体西用”论。笼统地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既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又有许多难以圆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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