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引起的战争,林则徐禁烟的矛盾现实

作者:历史

虎门销烟 皇帝奋起 如果把这部著作的内容写成小说,也许明确地写成公羊学派的革新官僚与保守的富裕阶层之争更为有趣。还可进一步把前者限定为宣南诗社,后者限定为公行,即宣南诗社与公行集团的斗争,这样就会简单明了了。 中国曾经摄制过一部电影,片名叫《林则徐》,其主题当然是鸦片战争。有篇文章记载了在拍制这部片子时,有关人士曾作过种种的讨论。读了这篇文章,可以了解在选择与主角林则徐对立的人物上所煞费的苦心。 为了让观众明白易懂,可以明确地区分好人和坏人。好人当然是主角林则徐,但问题是在设定谁是坏人上。据说最初有人主张设定为公行总商伍绍荣。但是,有人认为把一个民间人士伍绍荣作为享有兵部尚书待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对立面,很不相称,因此没有采纳。 当时是极端的官尊民卑的社会,伍绍荣被林则徐叫去时,恐怕首先就要下跪。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身分确实相 差很大。但是,伍绍荣背后的经济力量是巨大的,其分量足以与钦差大臣相比。 摄制影片的有关人士放弃了伍绍荣,一度曾考虑把水师副将韩肇庆当作坏人――即所谓的投降派代表。韩肇庆是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协助鸦片走私,获取百分之二的默许费,却以缉私有功而升官。这个人物官职确实不低,但他是靠商人的财力来豢养的,其地位显然在伍绍荣之下。 影片只好把公行的监督机构――广东海关监督豫厚庵 当作坏人,让他跟林则徐尖锐对立。广东的高级官员在有关鸦片和海防等问题联合上奏时,一般都是由总督、巡抚、提督和海关监督四人联名。从地位上来看,他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所以级别还是够格的。 但是,问题是予厚庵究竟是不是投降派的代表。从个人关系来说,他跟林则徐十分亲密。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予厚庵是当地管财政的长官。从林则徐的日记可以看出,不论是在苏州还是在广州,他们都象亲戚一般来往。林则徐被革职离开广州时,甚至把行李托他保管,他们的关系并不象电影上所看到的那样互相仇视。予厚庵的职务是监督公行,可能有时是站在维护公行的立场上说话,但并无证据说明他积极进行投降活动。他在影片中充当的角色,令人感到有点可怜。 闲话说得太多了。如果在宣南诗社和公行集团之争的小说中,双方都施展了策略,那恐怕就更有趣了。 在公行集团中可以看出有施展策略的痕迹。许乃济的弛禁论与广东复奏,令人感到步调配合得太一致了。 另一方面,宣南诗社方面的严禁奏议与林则徐的被起用,似乎也太巧合了。 不过,许乃济曾奏请皇帝命令广东官员进行调查,所以互相勾结的可能性很大。而黄爵滋并未要求起用林则徐。 究竟要起用谁来担任解决鸦片问题的工作,这完全要由道光皇帝来决定。由于辅佐的首席军机大臣是保守派的穆彰阿,所以他要起用革新派的林则徐。 国家的财政日益拮据,道光皇帝早就考虑应当在这方面采取坚决的措施。正在这时候,黄爵滋呈上了奏议,皇帝大为高兴,心里想:“这是个办法!”但他觉得黄爵滋的资历和经验都不足,不宜担任钦差大臣。因此把黄爵滋奏文的抄本分送各地的地方长官,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二十多名总督、巡抚、将军当中,全面赞成黄爵滋奏议的仅有以下四人: 湖广总督林则徐 两江总督陶澍 四川总督苏廷玉 河南巡抚桂良 其他官员的意见虽然原则上赞成严禁鸦片,但认为处以死罪太过分了。连两广总督邓廷桢也认为死罪太过,应改为墨刑。一个人如处以墨刑,就再也不能在人前露面,所以应当说也是相当重的刑。 从当时的疆臣表来看,半数以上是满族,而全面赞成黄爵滋奏议的四个人当中,满族仅有河南巡抚桂良一人。后来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直隶总督琦善、云贵总督伊里布以及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满族高级官员都认为死刑不妥。 要严禁鸦片,而且要处以死刑,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从现状来说,当时人们是公开吸食鸦片的,谁也不意识这是犯罪。这就好似日本战后一度盛行大米的黑市交易,谁也不认为这是违法。 如果把这部著作的内容写成小说,也许明确地写成公羊学派的革新官僚与保守的富裕阶层之争更为有趣。还可进一步把前者限定为宣南诗社,后者限定为公行,即宣南诗社与公行集团的斗争,这样就会简单明了了。 中国曾经摄制过一部电影,片名叫《林则徐》,其主题当然是鸦片战争。有篇文章记载了在拍制这部片子时,有关人士曾作过种种的讨论。读了这篇文章,可以了解在选择与主角林则徐对立的人物上所煞费的苦心。 为了让观众明白易懂,可以明确地区分好人和坏人。好人当然是主角林则徐,但问题是在设定谁是坏人上。据说最初有人主张设定为公行总商伍绍荣。但是,有人认为把一个民间人士伍绍荣作为享有兵部尚书待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对立面,很不相称,因此没有采纳。 当时是极端的官尊民卑的社会,伍绍荣被林则徐叫去时,恐怕首先就要下跪。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身分确实相 差很大。但是,伍绍荣背后的经济力量是巨大的,其分量足以与钦差大臣相比。 摄制影片的有关人士放弃了伍绍荣,一度曾考虑把水师副将韩肇庆当作坏人――即所谓的投降派代表。韩肇庆是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协助鸦片走私,获取百分之二的默许费,却以缉私有功而升官。这个人物官职确实不低,但他是靠商人的财力来豢养的,其地位显然在伍绍荣之下。 影片只好把公行的监督机构――广东海关监督豫厚庵 当作坏人,让他跟林则徐尖锐对立。广东的高级官员在有关鸦片和海防等问题联合上奏时,一般都是由总督、巡抚、提督和海关监督四人联名。从地位上来看,他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所以级别还是够格的。 但是,问题是予厚庵究竟是不是投降派的代表。从个人关系来说,他跟林则徐十分亲密。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予厚庵是当地管财政的长官。从林则徐的日记可以看出,不论是在苏州还是在广州,他们都象亲戚一般来往。林则徐被革职离开广州时,甚至把行李托他保管,他们的关系并不象电影上所看到的那样互相仇视。予厚庵的职务是监督公行,可能有时是站在维护公行的立场上说话,但并无证据说明他积极进行投降活动。他在影片中充当的角色,令人感到有点可怜。 闲话说得太多了。如果在宣南诗社和公行集团之争的小说中,双方都施展了策略,那恐怕就更有趣了。 在公行集团中可以看出有施展策略的痕迹。许乃济的弛禁论与广东复奏,令人感到步调配合得太一致了。 另一方面,宣南诗社方面的严禁奏议与林则徐的被起用,似乎也太巧合了。 不过,许乃济曾奏请皇帝命令广东官员进行调查,所以互相勾结的可能性很大。而黄爵滋并未要求起用林则徐。 究竟要起用谁来担任解决鸦片问题的工作,这完全要由道光皇帝来决定。由于辅佐的首席军机大臣是保守派的穆彰阿,所以他要起用革新派的林则徐。 国家的财政日益拮据,道光皇帝早就考虑应当在这方面采取坚决的措施。正在这时候,黄爵滋呈上了奏议,皇帝大为高兴,心里想:“这是个办法!”但他觉得黄爵滋的资历和经验都不足,不宜担任钦差大臣。因此把黄爵滋奏文的抄本分送各地的地方长官,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二十多名总督、巡抚、将军当中,全面赞成黄爵滋奏议的仅有以下四人: 湖广总督林则徐 两江总督陶澍 四川总督苏廷玉 河南巡抚桂良 其他官员的意见虽然原则上赞成严禁鸦片,但认为处以死罪太过分了。连两广总督邓廷桢也认为死罪太过,应改为墨刑。一个人如处以墨刑,就再也不能在人前露面,所以应当说也是相当重的刑。 从当时的疆臣表来看,半数以上是满族,而全面赞成黄爵滋奏议的四个人当中,满族仅有河南巡抚桂良一人。后来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直隶总督琦善、云贵总督伊里布以及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满族高级官员都认为死刑不妥。 要严禁鸦片,而且要处以死刑,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从现状来说,当时人们是公开吸食鸦片的,谁也不意识这是犯罪。这就好似日本战后一度盛行大米的黑市交易,谁也不认为这是违法。 皇帝决定立即把林则徐从武昌叫到北京来。道光十八年阴历十月七日,林则徐接到了吏部“来京陛见”的通知。 他从武昌动身是十月十一日。本来接到拜谒皇帝的命令,应当即日动身。但十月十日是庆祝皇太后万寿的口子,需要由总督阅兵,因此决定在过了这一天之后再动身。 谈一点题外的话。从这一年算起,第七十三年是辛亥年,清朝在这一年灭亡。虽有阳历与阴历的差别,但在同一个日期十月十曰、同一个地方武昌所响起的枪声却宣告了革命的成功。当那些穿着立领制服的革命青年们高呼共和国万岁的时候,这个城市里的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恐怕还会记得当年总督林则徐在百官们的欢送下。精神抖擞地动身赴北京的情景。而今天的八十岁老人,在辛亥革命那年也已经二十来岁,正是热血沸腾的青年。我们如果把历史新知网这样地搭上桥梁,历史新知网就会一下子跟我们靠近了。 从武昌到北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十一月十日,林则徐到达北京城外的长新店。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第二天就赶快入朝参见。 一清早他就进了乾清官,登陛跪伏在玉座之下。林则徐的日记上记载,皇帝准许他坐在毡垫上,垂问达三刻之久。一刻为三十分钟。 第二天又被召见,垂问二刻。 对林则徐特加恩宠的“紫禁城赐骑”是在十一月十四日宣旨的。准许臣子在紫禁城内骑马,十分罕见,由此可知皇帝对他是如何地信任。 他这一天这样打扮: 朝服上有表示三品官以上的九蟒五爪花纹,补服上刺绣着表示一品文官的仙鹤。腰间系着的朝带上有四个镂金正方形版,版上镶着红玉。脖子上挂着珊瑚的朝珠。上殿时必须要用右手紧握朝珠,不让它发出声音。 不过,林则徐是骑在马上,两手握着缰绳,所以朝珠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朝廷”一词来源于早朝进行政务的地方。阴历十一月中旬,北京的气候已经很冷了,寅时三刻骑马上朝是相当早的。当然,宫内是灯火辉煌。 从天安门到中门站着仪卫。 林则徐打着杏黄伞和青扇飞虎旗,带旗枪六根、青旗八杆、前引二人、后从八人。马身上装饰着华丽的缨子。 俗话说南船北马。中国北方人爱骑马,而南方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不擅长骑马。林则徐是福建省侯官县人,是道地的南方人,而且又是文官,对骑马很不熟练。传说林则徐骑在马上轻松地走进紫禁城。听起来好象十分威武,其实他是两手紧攥着缰绳,显得十分紧张。 据林则徐的日记上记载,道光皇帝看到林则徐骑在马上战战兢兢的样子,对他说:“你不惯骑马,可坐椅子轿。”他赶忙“叩头谢恩”。 椅子轿又名肩舆,是在八人抬的舆上面再放上一把椅子。坐在这样的椅子舆上,脑袋当然比骑马还要高。这也是一种破例。 林则徐从第一次入宫参见之曰起,一连八日都被召见。这确实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破例。 振奋的道光皇帝看来对林则徐相当满意,他是想把一切都委交给林则徐。他给予这么多破例的待遇,可能是想给朝臣们这样一种印象:林则徐是拥有特别权限的人物。而且赐骑和坐椅子轿入宫参见的消息立即会传到皇城之外,所以他肯定还有另一个意图,要向一般的人们显示林则徐的权威。 十一月十五日,林则徐得到这样的敕命:“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 所谓钦差大臣,是根据皇帝的命令,在某个问题上授与全权而派出的大臣。 关防就是公印,盖有这种关防印的文书也称关防。钦差大臣的关防具有近似敕命的权威。皇帝在有关禁除鸦片 的问题上一切均委交林则徐处理,并把广东水师的指挥权交给了他。 林则徐在滞留北京的期间十分繁忙,他必须要到各处去拜访有关的官员。日记上连日可看到“出城拜客”的字句。 除了拜客之外,他还必须要事先冷静地考虑好第二天召见时的奉答。宣南诗社的同人们大概也看出了他的繁忙,好象并没有去打扰他。龚自珍只去过烧酒胡同林则徐的下榻处拜访过一次;魏源这一年一直在扬州,当然没有见面。 “事势有难言者” 林则徐在京滞留期间,宣南诗社的同人龚自珍只去访问他一次,而这一次他把自己关于鸦片问题的书面意见交给了林则徐。 这就是收在他的文集中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龚自珍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战守之策,论述了决定、答难、归墟诸义,极其费解。其概要如下: ……吸食鸦片者处缳首诛,制造者、贩卖者处刎诛,士兵吸食者也要斩首。禁绝鸦片必须要重视武力。把全部夷人迁往澳门,只留一所夷馆,以供互市。…… 他提出了这些建议,甚至说对仆役以及左右亲近之人也要视为大敌,应当对他们小心注意。 龚自珍早就意识到林则徐这次的广东之行具有重要的历史新知网意义。他比林则徐小七岁,官职级别也相差很大,但他作为结社的同人,对林则徐这次独自去广东感到担心,他想为林则徐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因为,林则徐这次是到一个陌生的,而且是臭名昭著的坏地方去赴任。 龚自珍表达了这样的意图:如果林则徐愿意,我可以陪你去广东,希望尽力为你效劳。 他当时是礼部的主事,在中央机构中是个“处长级”的干部,官位不过是六品。实际上他不久就丢弃了这个官职,而当时他大概就有了随时弃官的想法。 当时的高级官吏在自己的身边都有一群私人秘书,这些人被称作幕僚或幕客。据说,实际的行政工作并不是由衙门里的下级官吏来办,而是由这些幕客主持。因为是私人秘书,所以既不要科举考试的学历,也不要办理政府委任的手续。只要林则徐愿意,象龚自珍这样杰出的人才随时都可以加入他的幕僚,而且当时是文牍政治的时代,龚自珍写的那一手好文章一定会起很大的作用。 林则徐在京滞留期间,因为繁忙而未能答复龚自珍。 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则徐焚香九拜,启开严封的关防大印,终于向广东迈出了长达两个月的旅行的第一步。 他在这次的旅途中给龚自珍写了复信。信中说:“阁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阻止旌旗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曾嘱敝本家帖瞻主政,代述一切,……” 意思说,关于你要来广东的事,并不是我想阻止你,只是事势有难言的微妙之处,因此托人代为说明。…… 这些话是有含意的。 林则徐也是写文章的能手。对事势的微妙,不会不能用文章来表达的。上述答复的意思,恐怕应作这样的理解: 用书面不好说,因为书面也许会留存下来作为记录。因此,他想用以后不会留下来作为证据的办法――即口头来转达。 那么,林则徐究竟向龚自珍说明了什么呢?现在只能进行推测了。 我是这样推想的。 林则徐虽然获得了紫禁城赐骑、接连八天召见和皇帝亲自任命为钦差人臣等等空前的荣誉,但他并没有冲昏了头脑,深知前途多艰。从北京的气氛中,他大概已经觉察到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等这些在京的大官儿对严禁鸦片的冷淡态度。 金安清的《林文忠公传》中谈到林则徐在拜命为钦差大臣时说:“中外柄臣,有忌阻之者。” 柄臣就是拥有权柄的所谓的权臣。这里大概是指宫中的军机大臣和外面的直隶总督。林则徐不会不意识到这些的。 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说法:“权臣在内,大将不得立功于外。”在外立了大功,皇帝身边的权臣就会嫉妒,向皇帝进谗言。宋朝因有权臣秦桧,岳飞的军功遂成泡影,这恐怕就是很好的例子。 林则徐的脑子里肯定会掠过这些想法。 另外,即将前去的广州,那里的官员大多利用默许走私鸦片等办法而肥私囊,主张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有受孤立的危险。 对手英国的武器精巧、兵船坚固,这是中国不能匹敌的。林则徐不是井底之蛙,他对这点是深有了解的。早在六年前,他正好作为江苏巡抚赴苏州上任时,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就曾闯进江苏省境内的上海港。那虽是一只商船,但江南水师的高级将领们经常谈到其装备的精良。 敌人是强大的。 而且林则徐早就预想到广东的形势一旦紧迫,英国就有可能出兵。后来他在左迁途中给友人的信里说,他当时已经预想到这一点,并告诉了皇帝。 林则徐虽得到皇帝的信任,但皇帝是个无定性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改变主意,打退堂鼓。失败比成功的可能性要大。 林则徐临出发时,曾对侍郎沈鼎甫说:“死生有命,成败在天。”说后相顾流泪。 看来他早就预感到失败。正因为如此,他不愿因这次的任务而把朋友卷进去,或许他已考虑到要保存那些在自己失败后能接着干的人物。 但是,这一切等于是表明他对皇帝的不信任,因此不能写成文字。所以他特意指派自己信赖的亲戚,让他说明“难言者”。 我想我上面的推测是不会有多大差错的。 南行 当时官尊民卑之严重,简直令人有点难以相信。 有人说中国只有士大夫阶级和平民阶级――或读书阶级和非渎书阶级。读书是为了参加当官的科举考试。所以中国的阶级也可以说有官与民两种。 中国存在着贱民,但他们的人数不多。如广东水上生活的芪民;街头卖唱的乐户;以及世代以乞丐为职业的细民等阶层,就是贱民。这些人虽然同样是贫困,但和一般的贫苦农民还有所不同。他们之所以为“贱民”,是因为法律剥夺了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除了这些特殊的贱民外,不论多么贫穷的乞丐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就是说,中国的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最大的基准,是能不能当官。 大官儿外出旅行时,十分威风豪华,就如同日本所谓的“诸候出巡”,打“前站”的小官儿提前到各地去检查接待的准备情况。事先通知各地大官儿即将到达的“传牌”,等于是催促各地做好款待的准备。大官儿们一方面领取足够的旅差费,同时又在各地无偿地征发役。这些役借助临时主人的威风,到处索要财物,以弥补他们的无偿劳动。老百姓苦不堪言。 林则徐在向广东出发之前,也按照惯例,向沿途各地官衙发出了“传牌”。其内容如下: ……本官奉旨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无随带的官员和书吏,唯有马一人、跟丁六人、厨师和仆役各三人随行,也无前站、后站的人员。如有冒名者,立即逮捕追究。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也自雇大车二辆、轿车一辆。以上费用均已发给,足够其食用,不得在各驿站索要分毫。各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至于不通车路及必须行水路的地方,也都是在当地自雇船夫和船只。本官原是地方官奉命出差,与中央政府的人员有所不同,深知各州县驿站在这方面所受之累。……所住各宿舍,只用家常饭菜,不得办酒席,不得用高贵的菜肴。这不是客气,而是命令,切勿违反。…… 这样的传牌是没有前例的。各地接到这一通知的有关官员一定会大吃一惊。从传牌的内容可以看出,它从反面说明了当时清廉的官员是多么少。 阴历腊月的旅途是极其困难的,钦差大臣一行进入江西省境内以后,经常因雪而耽搁了行程。 道光十九年的春节是在船上度过的。第二天到达南昌,因雨雪在这里停留了数天。林则徐在这期间拜访了公羊学泰斗、对海运有丰富经验的包世臣,听取了他的意见。 从以上可以看出,林则徐不仅注意使这次出差简朴节约,而且路上还不忘调查研究和考虑对策。他在旅途中还不断收到来自广东海口的情报。 元月十一日,林则徐还在江西省境内,他从那里派出“捷足”,向广东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发出了重要的命令。 他制定了一个广东有关鸦片走私的重要罪犯和次要罪犯的名单,命令把这些人统统逮捕。不过列在这个名单里的大多是帮助走私的下级官吏和士兵。 这样,在钦差大臣到达之前,广东就已经刮起了大逮捕的风暴。 那些搞鸦片走私的人都心惊胆战,担心这次钦差大臣会铁面无情。 夷馆里的外国人也觉得这次来的林“ImperialHighCommissioner”很不好对付,皱着眉头在观望等待。 众目注视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沿珠江而下,于元月二十五日到达广州天字码头。阳历是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广州已经很暖和了。 钦差大臣是所谓的敕使,受到鸣九响礼炮的欢迎。 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广东海关监督豫、广东将军德克金布、副都统左翼奕湘公爵以及右翼英隆等广东的高级官员全部出迎。 林则徐事先已经通知,希望住处尽量安排在靠近夷馆的地方。按照他的要求,决定将越华书院作为钦差大臣的临时官邸。 前面已经说过,这座书院是与弛禁论大本营的学海堂并列的名门学校。 林则徐在这里会见了许多人,尽量听取意见,提出疑问,一直到彻底理解为止。 林则徐在北京时,皇帝曾经跟他说过这样的意图:“鸦片绝对要禁止,但不要同外国引起过多的纠纷。”这完全是一厢情愿。要禁绝鸦片,不同外国发生摩擦是不可能的,这正是林则徐忧虑的原因。他决定把重点放在禁绝鸦片上。他已经作好了思想的准备,自己也许会由于同外国,尤其同英国的矛盾而下台。 到达广州的第九天,林则徐发出了两道谕帖。 一道是颁给公行的。命令限三日之内,让夷人出具汉文、夷文的甘结各一份,“声明嗣后永不敢带鸦片,如再夹带,查出人即正法,货尽没官。” 所谓“正法”。就意味着处以死刑。 谕帖的结尾严厉地警告公行说:“如此事先不能办,则其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向外,不问可知。本人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一二正法,抄产入官!” 另一道的题名是《谕各国夷人》。不过,尽管他是钦差大臣,也不能同夷人直接接触。这道渝帖也交给了公行。 谕帖中谴责夷人的鸦片贸易说:“我大皇帝一视同仁,准尔贸易,尔才沾得此利。……尔等感恩,即须畏法,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查尔等以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 接着正告夷商:大皇帝已决心根除鸦片,宣布贩卖鸦片者、开设烟馆者,乃至吸食鸦片者都要处以死刑,在这样严厉的禁令下,再也不能出售鸦片了,“谕到,……速即遵照,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www.lishixinzhi.com……不得丝毫藏匿。” 要没收全部的鸦片!这一命令确实把外国人吓倒了。而且还要求他们提出保证书,并强调这一命令非同寻常,说“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今令洋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限三日内回禀,一面取具切实甘结,听候会同督部堂、巡部院示期收缴,毋得观望诿延!” 鸦片战争可以说是在这里点燃导火线的。 行使实力 公行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大!司题。 夷人到中国来的目的是为了出售鸦片,购买茶叶。 如带来鸦片,可以杀头!这样的保证书,夷人们当然不会轻易地在上面签字。 而且还要夷人把存放在伶仃洋上的全部鸦片缴出没收。 糟糕的是有一条大原则――没有一个国家能和天朝中国对等,因而也不可能有外交关系,当然也就没有负责外交的政府机构。有关夷人的事,一切均通过公行这条渠道进行。比如所有的外国船只开进广州,必须要有一名公行的成员充当保证人。国家的外交和通商事务都由民间的一个同业公会的组织来一手承担,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公行在贸易上进行垄断,当然皆大欢喜。可是一旦发生了这次这样的难题,立即就大伤脑筋了。 在规定限期的三天之间,公行总商伍绍荣消瘦憔悴,因为没有一点解决问题的希望。 公行毕竟是正式的特许商人,当然不能从事鸦片买卖。可是,在因鸦片问题而引起的纠纷中,却夹在这样痛苦的夹板之中,说起来也真不合算。过去公行的一家成员叫同泰行,就因为从它所保证的一只外国船上发现了鸦片,而被罚款五十倍于货物的金额。 有的成员带着抱怨的口吻发牢骚说:“如果实行弛禁,就不会受这份罪了!” 夷人们根本拒绝公行转交来的谕帖,表示没有商谈的余地。 限期到二月七日为止,这一天是阳历三月二十一日,恰好是春分。也许是这个缘故,林则徐在这一天没有发起任何行动,仅在第二天派了代表去十三行街。 伍绍荣拚命地在夷人之间四处劝说,而大部分夷人却抱着这样的想法:“这个国家的官吏没什么了不起。他们不过是装腔做势吓唬人。目的是索取大批的贿赂。不要上当!”因为过去只要向清朝的官吏行点贿赂,一切都万事大吉。 伍绍荣拚命地给夷人解释,说明“钦差大臣”这种官职只在非常时期才任命的,近年来只有一个先例,那是七年前台湾叛乱时,任命福州将军瑚松额为钦差大臣,所以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这样,夷人们才明白了这次也许靠钱不能解决。对方毕竟是钦差大臣,话一旦说出口,恐怕不会随便收回。那么,要不要咬一咬牙,给他一点面子呢?于是夷人们才稍微让了一点步。 夷人的答复根本不谈保证书的事,只说愿缴出储存的鸦片一千零三十七箱。而林则徐研究了各方面的情报,估计存放在趸船上的鸦片约有二万箱。 “一千箱,不成!” 英方的申报一下子就被顶回去了。 为了进行追击,钦差大臣对夷馆内的一名英国人发出了逮捕令。 这名英国人是颠地商行的颠地。 林则徐本来是想把查顿?马地臣商行的查顿作为鸦片商人的代表,加以逮捕,以示警戒。但这个查顿在林则徐到任五天前已经回英国了,颠地当了他的替身。 这个逮捕令当然也没有直接给夷人看,而是向县政府下令,由县再下达给公行。 但是,当公行向夷人方面传达这个命令,词句都不一样了。原来的命令是:“速将颠地一犯交出。”而公行向夷馆传达的却成了“招颠地氏进城。” 可是,夷馆方面认为颠地有生命危险,拒绝了这个命令。 当时英国驻中国商务监督是海军大校义律。钦差大臣到任时,义律在澳门,他听到广州十三行街的气氛险恶,急忙奔赴广州。 他是个鹰派,曾在给巴麦尊外交大臣的报告中建议说:“强硬的言词和行动,无疑地可以刹住当地政府轻率的气势。” 义律还在小看着中国,他依仗着大英帝国的权威。 阳历三月二十四日,义律挺胸凸肚地进入了广州的夷馆,首先高高地悬挂起英国国旗。 他入馆之后,立即给公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同意让颠地先生到城内去。不过,必须附带条件,我作为英国商务监督,要与颠地先生同去,并以盖有钦差大臣大印的明确的文书,保证我们两人片刻也不受隔离。” 不过,对林则徐来说,早巳不把颠地当作一回事了。 他准备包围夷馆,一举使对方屈服。限期已过了数日,他之所以没有包围,那是因为敌城――夷馆里没有主将。义律既然进入了夷馆,那就不必犹豫了。 他再次向伍绍荣下谕帖说: ……前已命令将鸦片全部缴官,并在三天内立下 保证书,但至今仍无答复。因而对停泊在黄埔的外国 船只实行“封舱”,停止买卖,禁止装卸货物,各种工匠、 船只、房屋等,不;住给夷人雇用租借。违反者将以私 通外国罪惩处。……夷馆的买办及雇用人等全部撤出! 要查禁鸦片,最好的办法是搜捕停泊在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但这靠清朝海军的实力是办不到的。因为实际的鸦片交易是在陆地上的夷馆中以“立券”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才包围夷馆,迫使夷人缴出鸦片。 天之所厌 英国商务监督的办事处。并不在称作英国馆的原东印度公司、而是设在法国馆与美国馆之间的“中和行”。房主也是公行的成员之一潘文寿。夷人在中国不能取得不动产,虽然称之为夷馆,其实都是中国人的私产,把它租给夷人。 据说包围夷馆的官兵达千人,通宵吹着喇叭,敲着铜锣。 夷馆内有二百七十五名外国人。清政府关于不得携带妇女的禁令和不得过冬的禁令有所不同,这个禁令得到很好的遵守,所以夷馆里的夷人全部是男人。不过,说是得到很好的遵守,其实恐怕是认为广州对妇女儿童是危险的地方。 林则徐大书了以下四条谕帖,张贴在中和行的墙上: 一、论天理……,尔等离家数万里,一船来去,人海茫茫,如雷震风暴之灾,蛟鳄鲸鲵之厄,刻刻危机,天谴可畏。我大皇帝咸德同天,今圣意要绝鸦片,是即天意要绝鸦片也。天之所厌,谁能违之?……前者大班刺佛图占澳门,随即在澳身死。道光十四年,律劳卑闯进虎门,旋即忧惧而死。马地臣暗中播弄,是年亦死。而惯卖鸦片之曼益,死于自刎。、……天朝之不可违如是! 二、论国法,……今则大皇帝深恶而痛绝之,嗣后内地人民,不特卖鸦片者要死,吸鸦片者也要死。……恭查大清律例内载:化外人有犯,井依律拟断等语。……若贩卖鸦片,直是谋财害命。况所谋所害,何止一人一家!此罪该死乎?不该死乎?尔等细思之。 三、论人情,……尔等来广东通市,利市三倍。即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若必要做鸦片生意,必至断尔贸易。且大黄、茶叶、丝斤、白糖、冰糖、桂皮、银朱、白矾、樟脑等类,岂尔各国所能无者?而中原百产充盈,尽可不需外洋货物。 四、论事势,……尔等远涉大洋,来此经营贸易,全赖与人和睦,安分保身,乃可避害得利。尔等售卖鸦片,即里闾小民,亦多抱不平之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出外之人,所恃者信义耳。现在各官皆示尔等以信义,而尔等转毫无信义。……况以本不应卖之物,当此断不许卖之时,尔等有何为难?且尔国不食,势难带回,若不缴官,留之何用?至既缴之后,贸易愈旺。……故不惮如此苦口劝谕,祸福荣辱,皆由自取,毋谓言之不早也。 对外国人的这些说理,大概林则徐在从北京赴任的途中就已经反复考虑好了的。不过,起作用的还不是这道谕帖里的道理,而是包围夷馆这一现实的压力。夷馆里饮水和食品的储存很少。想一想律劳卑事件当时的情况,就可了解这里一受包围就会一筹莫展。 义律进入夷馆仅四十八小时,就厢服了。 三月二十七日,他发出了一封信,保证缴出英国人所有的全部鸦片。第二天,他通知缴出鸦片的数量为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这样,林则徐才下令给夷馆供给食物。但是,仍不准雇用人员回夷馆,也不准夷人离开夷馆回澳门。缴出鸦片只是口头说说,还是真的实行,还必须要得到证实。 林则徐在根除鸦片的谋策上,曾经有建议分阶段进行的办法。他到底是个注重实践的行政官员,这一次也采取了分阶段进行的办法。这个办法是:缴出各个商人在清单上呈报的数量四分之一,则允许买办和仆役返回夷馆;缴出一半,则允许乘坐舢板船往来;缴出四分之三,贝准许恢复贸易;全部缴清,则一切恢复正常。 夷人每缴出鸦片一箱,给茶叶五斤以示嘉奖。 当时广州鸦片的批发价为每箱七、八百元,二万箱的总金额则达一千五百万元。不过,在印度的原价为每箱二百元,包括运费在内,估计实际损失约为五百万元。 在二万箱中,查顿?马地臣商行的鸦片占七千箱,占第二位的是颠地商行,约为一千七百箱,两者差距很大。 据美国领事彼得?斯诺的报告书说,美国人根本没有鸦片,只有为英国人代卖的鸦片一千五百四十箱,已经全部退还给义律。 烟深海国 阴历二月二十六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虎门送来报告说,鸦片趸船已送来了缴出的鸦片。 钦差大臣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海关监督豫厚庵等一起,从广州乘船去虎门监察鸦片的缴出。 钦差大臣乘坐的船上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烟深海国”四个字。 没收的鸦片共有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和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比义律申报的还要多一千多袋。除去包装,净重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合一千一百八十八吨。 装鸦片的容器主要是芒果树木材做的,一百二十斤重的箱子长约一米,宽和高各为五十公分。象虎门这样偏僻的地方,当然不会有能装进二万个这样木箱的仓库。因此在广场上围起坚固的木栅栏,搭起带漆盖草的临时仓库。周围戒备森严,有监督的文官十二人,军官十人和士兵一百人昼夜巡逻。 据林则徐的日记记载,开始接收鸦片是阳历四月十一日,全部接收完毕是五月十八日,实际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此事必须认真进行。在皇帝的身边有反革新派的权臣,稍有差错,他们便会借机拖后腿。 在虎门接收鸦片的原因,除了它靠近伶仃洋外,还准备从这里由水路运往北京。如果从陆路运送,要雇用大批的子,在各地歇宿也需要大批的人员警卫。如果装到船上,把船舱严封,那就省掉许多麻烦。 但御使邓瀛认为把这么多鸦片运进皇都会引起轰动,而且路上也有被盗换的危险,反对运送。 把鸦片运往北京的目的,为的是以实物向皇帝证明已经完成任务。 北京与广州之间的距离,乘快马也需要跑二十天。广州发生的事件,稍有谎传,北京也很难凋查。所以凡是重要的事情,最好是看实物证据。 道光皇帝采纳了邓瀛的建议,认为林则徐说的话不用证据也可以相信。他在上谕中写道:“朕断不疑其稍有欺饰。”命令就地处理,要林则徐“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 林则徐接到这个上谕后,立即研究了处理鸦片的办法。 上谕中说要“销毁”。销同消,即消灭的意思。毁是毁坏的意思,并不意味着要火烧。但一般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烧掉。所谓“化为灰烬”,就有着“一点不剩”的意思。 不过,鸦片用火烧也不能把它消灭。经试验证明,在鸦片上浇油,用火烧,其“残膏余沥”渗入地中,然后把土挖起来熬煮,还可以再制二成到三成的鸦片。 调查鸦片的性质,了解它最忌的是盐和石灰。 因此,林则徐在虎门镇口海边稍高的地方,令人挖了两个池子。据说池子纵横十五丈有余,即约五十米见方的池子。 为了防止鸦片渗透,池子的四周钉上木板,池底铺着石块。临海的一面建有闸门,相反的一面挖有沟道。 首先把水从后面的沟道引入池中,投入大量的盐,把从木箱中取出的球形鸦片块切成四半,投入盐水池中。 这样让鸦片在盐水中浸上半天的时间,然后投入一块一块的生石灰,于是池面上逐渐冒烟,好象沸腾似的。池子上搭着跳板,许多子站在上面用长木棒搅和,加快鸦片残块的溶解。 于是瞅准退潮的时刻,打开靠海岸边的闸门,把溶解的鸦片放入海中。 最后用水清洗池子四周的木板和底部,彻底清除鸦片的残渣。两个池子轮流地用这种方法处理了鸦片。 大量的鸦片当然不可能很快处理完。这一工作从阴历四月二十二日开始,仅在五月五日端午节休息了一天,到五月十五日才处理完毕。。 按照上谕的指示,高级官员都亲临现场,并让一般的民众观看。 这种向民众公开,也许是为了作为一种“证明”,以代替把鸦片运往北京。一九三五年中国准备在伦敦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展出许多故宫的珍品时,有人指责“政府要把国宝卖给外国”。当时政府决定展出前在上海举行公开的展览会,在伦敦展出返回后,再次在南京公开展出。其目的就是要让民众的眼睛来代替“证人”。 上谕中还说也要让夷人们“共见”。英国人当然不愿来看自己的鸦片被销毁。美国人C?w?金谷曾把他去虎门观看的情景记载了下来。这位金谷为了送还日本的漂流民,曾乘坐被日本幕府所击退的那只著名的莫利逊号美国船。由于预告这只莫利逊号的到来,而产生了渡边华山 的《梦的故事》和《慎机论》。从而把渡边华山置之于死地。历史新知网往往在奇妙的地方紧联在一起。 从清朝方面来说,认为没收这种明文规定的禁品乃是一种合法的措施;而且上缴每箱鸦片赏赐茶叶五斤,表现了天朝的宽宏大量。 而英国方面却认为这是对英国国民及其财产所施加的非法的压迫,感到十分愤慨。 为了表明这种愤慨,义律命令英国人全部退出广州的夷馆。如果所有的外国人都退出广州,那就会更有效地表现愤慨之大。但义律是英国的官吏,只能以命令的形式强制本国的国民。 义律曾要求美国商人的代表欧立福特“协助”,一起退出广州,但遭到了拒绝。 从美国人来说,以前广州的大部分贸易都由英国人所掌握,现在英国人要退走,商业权就会轻易地落入自己的手中。 但从英国的商人来说,尽管因有义律的命令,他们不得不退出广州,但只要美国人还留在广州,他们还可以通过美国人的渠道,继续进行贸易。 所有的英国人退出了广州,并没有象义律所想象的那样起到戏剧性的效果。英国奉行重商主义,他们十分重视国际贸易。而中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把国际贸易看作是对外夷的恩惠,没有这种贸易就不会发生纠纷,反而觉得对自己有利。可见两国之间的观点、看法不一致的地方太多了。 权臣在内 林则徐到广州赴任之后,把自己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向公行和夷人发出的谕帖的内容等,详细地奏报了北京。道光皇帝对此嘉奖说:“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域中化外皎然。……” 但皇帝身旁的权臣不高兴。 有的人向皇帝上奏一些找碴儿的事情。如御史步际桐就上奏说:处理了鸦片,让夷人具结,仅凭这些并不能保证根除鸦片,应考虑更为恰当的办法。这应该说是一种抽象的无理的要求。 北京已开始制定禁绝鸦片的法律。严禁鸦片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国策,但保守派仍然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企图使其缓和。 “不应视民命为草菅!”――直隶总督琦善在其奏文中竟使用了这样的词句。不能把人民的生命看作是遍地生长的 杂草!这话完全对,但其目的无疑是想缓和吸食鸦片死罪沦。 在林则徐下台后,琦善是鸦片战争的“善后者”,他处心积虑的处处与林则徐作对。他的思想当然是主张弛禁论的――也许说是反严禁论更为恰当。 琦善曾在他的奏文中说:把吸食鸦片者定为死罪,乃是“率土普天之大狱”,断不可兴。 让我们看一看他这么说的理由: 剿灭一般的叛乱,杀死叛徒也不过八千人或一万人。如把吸食鸦片者定为死罪,那就要杀戮几十万人。如苗族、壮族那样狞猛的种族,了解到要处以死刑,不可想象会甘心垂首受缚,势必聚众抗拒。福建沿海好斗者甚多,对他们以死罪相迫,有可能逃往海岛,与外国人勾结。一旦天下大乱,百万;高族将为亿万之汉族所消灭。 因为皇帝正在热中于消灭鸦片,正面泼冷水的话当然不能说,但是,可以采取的措施,保守派的大官儿们还是尽一切力量采取了。 阴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仅在这一天休息了一天。就在这一天,北京的朝廷公布了“禁烟章程”。提出这个章程的代表人是肃亲王。 这个禁止鸦片的法令是以黄爵滋奏文的精神为基础,根据林则徐的严禁办法而制定的。 这个章程的主要内容如下: 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囤积鸦片者,首犯斩首后枭首示众。同谋者、接引者、护送者及知情而 受雇船户,处绞刑。吸食犯给予一年六个月期限,限满不知悛改者,不论官民,均处以绞刑。 在一年六个月期限内吸食者也要处罚,只是不判处死刑,平民“拟杖流”,在职官吏流放新疆充当苦差,兵丁发放近边地方充军,宗室送往盛京,有职者革职,有爵位者剥夺爵位,永不叙用。戒掉鸦片仍持有鸦片者,杖一百。官兵搜捕鸦片犯时,如遭到抵抗,准开枪,格杀勿论。…… 这个章程确实刑罚严明。章程公布时,道光皇帝下的圣旨中也强调要“永远遵行”,并说:“朕惟姑息非所以爱民,明刑即所以弼教。”最后还叮嘱说:“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 但是,这三十九条章程中,第十条的条文令人担心。这一条说:“吸食之案,只准官弁访孥,不许旁人讦告。” 可能有人认为,由于刑罚太严,这一条是为了慎重。其实这可能是保守派的巧妙的抵抗。 当时革新的官僚刚刚产生,如宣南诗社的集团,为数很少。绝大多数官吏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且官官相护。所以当官的接受贿赂,在当时已成为谁也不觉得奇怪的家常便饭。 如果当官的暗中搞鬼,这个禁烟章程就有可能变为一纸空文。 看起来貌似坚固的大堤,早已被蚁穴所穿通,保守派的高级官员面临自身的危机,是决不会束手待毙的。 林则徐也察觉到了这一情况,他只是依靠皇帝的热情才投身于禁烟工作的。 在销毁完鸦片之后,林则徐又开始研究夷人是什么样人,夷国是什么样国家这类的问题。 他在赴任之前,已经收集了一定的情报,形成了他自己的概念。但到广州后实际所接触的夷人,跟他形成的概念并不吻合。 他住在广州越华书院的官邸里,热心地研究了外国情况,并尽量收集了大批的资料。他经常同公行的成员、买办、通事谈话,特别是公行总商伍绍荣经常被他叫去问话。他刚到任时,让公行的人住在越华书院附近,有什么问题,深夜也把他们叫来问话。 林则徐还让袁德辉等懂英文的人加入自己的幕僚,让他们翻译了外国侨民的机关杂志――如传教士郭士立和裨治文等执笔的《中国丛报》和《地理大全》等。前者就是所谓的《澳门月报》,后者译为《四洲志》。林则徐被左迁赴新疆时,把这些资料交给了住在扬州的宣南诗社同人魏源,魏源根据《四洲志》而著了《海国图志》。 据说,日本嘉永三年,《海国图志》由中国的贸易船传到长崎。平户藩家老叶山高行藏有其中的一本,吉田松阴来平户时偶然阅读了这本书,深受感动,这已成为有名的逸话。日本幕府末年有识之士所了解的外国情况的知识,大多来源于这本书。林则徐作为《海国图治》的资料收集者,同日本的历史新知网也有着微妙的联系。 林则徐就是这样逐渐改变了当时的士大夫必然的思想方法――“中华思想”。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 年),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了一场因为鸦片贸易而引起的战争,史书上称它为“鸦片战争”。

  中国古代,是把鸦片作为药物使用的,用量十分微小。到17 世纪初,台湾有人开始把鸦片和烟草混合起来作镇痛药使用,由于长期服用这种镇痛药,有的人就成了瘾,再也离不开鸦片了。后来,这种镇痛药也传到了东南沿海一带,不过,总的来说,当时服食鸦片的人是非常少的。

  鸦片在中国大肆泛滥,完全是因为英国有意识地向中国倾销鸦片。英国这样做,是为了用鸦片来换取中国的白银、茶叶和其它商品。

  世人皆知,茶叶本是中国的特产。16 世纪初,西方的海员和传教士把茶传到欧洲,最初是在药店当作贵重药品出售的;然而饮茶习惯却很快普及开来,特别是在英国,到19 世纪初,饮茶已成为英国人普遍的习惯,茶的需要量急剧上升。

  可是,当时英国人却没有合适的商品同中国交换茶叶。虽然英国的羊毛织品可以大量出口,但中国人却不习惯穿这种衣服:至于钟表和望远镜之类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只有皇帝、官僚和大富翁才会使用,所以需要量也不大。因此,英国不得不用大量的白银来购买中国的茶叶。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的财富不断增加,而英国财富却减少了。

  中国的清政府对此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他们一向认为,中国物产丰富,没有什么需要求助于洋人的;不过为了照顾洋人,才赏一点东西给他们。

  然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英国,却对这种资金大量外流感到了威胁。他们要想办法把流入中国的白银再挖回去!

  英国人找到的是一种毒品——鸦片。

  特别是到了18 世纪后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量种植鸦片后,向中国输出的鸦片,开始成百倍地增长,从乾隆年问的每年二百箱,发展到嘉庆年间的三四千箱。道光五年(1825 年),已达到九千多箱,道光九年(1829 年)达一万四千多箱,道光十三年(1833 年)超过二万箱,道光十八年(1838 年)高达二万八千多箱!如果再加上其它西方国家倾销的鸦片,总数大约在四万箱以上!

  当时,鸦片一般都装在一种像垒球大小的球体中,球体的外壳是用下等鸦片汁熬成的,一种像硬橡胶样的物质。每个球体重3 斤,一箱装40 个鸦片球,即120 斤,售价是七八百银元。这样,道光十八年,中国为购买鸦片付出的银元,高达二千万元以上。那时,中国最大量的出口商品是茶叶,每年出口茶叶收入约二千万元;进口商品主要是棉花,每年进口棉花支出约一千万元。如果再支付二千万元的鸦片款,则中国每年的银元外流就高达一千万元以上!

  更为严重的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吸上鸦片,就难以戒除:吸食的结果是麻痹人的神经,使人的体质越来越弱。据估计,当时四亿中国人中,吸鸦片烟的至少有百分之一;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更高于这个比例!发展下去,中国将会变成一个鸦片烟鬼的国家,再没有人种田、做工、打仗..中华民族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纷纷反对英国对中国倾销鸦片的罪恶行径。许多人向皇帝上书,要求禁止鸦片贸易,严禁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对国内贩卖鸦片的人处以死刑,对吸鸦片的人处以流放的惩罚。

  中国政府对于鸦片,一直是严格禁止的。清朝的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多次发布过严惩鸦片交易和吸食鸦片的命令。然而,好像是对这些禁令的嘲弄,鸦片涌入中国的数量却有增无减!这其中的奥秘,在于鸦片并不通过正常渠道买卖,完全是一种走私活动;而腐败的清朝地方官员、缉私人员,在收受贿赂后,对这种走私活动居然给予保护!

  当时,中国政府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只允许在广州一个城市,同外国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在广州城西约200 米的西关一带,修建了一个外国人居住区,这里有十二座西洋式建筑物,中国人称为“夷馆”,实际上是各国的商行。其中最大的商行是英国的查顿·马地臣商行和颠地洋行。除了美国的一家商行外,所有的商行都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它们不敢公开地把鸦片弄到店堂里卖,因为那样随时可能被查获没收,商人也会遭到驱逐。西方商人想出的办法,是建造一种“趸船”,作为海上仓库,专门存放鸦片。这种怪模怪样的船长年停泊在香港和虎门之间的伶仃岛附近。在洋行里买卖的则是提货单。买下提货单的走私商人,必须自己到“趸船”上去提货。为了不让清政府的巡逻船抓住,他们专门雇佣一种“快鞋船”,这种船挂着三张帆,左右有50 支划桨,船员有100 人,船侧张着铁丝网,用来防御炮火。这种船速度非常快,据说“来往如飞”。不过,真正让巡逻船追不上“快鞋船”的,还是走私商人的贿赂,他们同缉私官员约定,提交走私鸦片的百分之二给缉私官员。这些官员把一半揣入自己腰包,另一半上缴作为自己缉私功绩!

  在这种腐败的制度下,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狂。道光年间,鸦片商人为了获取更大利润,竟然收买官员向皇帝上书,要求不再禁止鸦片贸易,让他们的罪恶勾当能公开化、合法化。

  这种论调当即引起了正直官员们的批驳。一位叫黄爵滋的鸿胪寺卿,也就是掌管朝廷典礼机构的长官,他的奏文写得最好,不但列举了鸦片贸易的种种危害,而且提出了果断、具体的措施,要求把吸食鸦片的人处以死刑。

  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人敢吸,自然不会有人再卖,外国人的鸦片自然不会再流入中国,中国的白银也就不会再流向国外。

  道光皇帝被这篇奏文打动了,命人把它抄写了多份,分送给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征求他们的意见,打算把提出意见最好的人派往广东,作为钦差大臣,负责禁烟工作。

  然而,在全国二十多位总督、巡抚。将军中,完全赞同黄爵滋意见的只有四个人,即: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四川总督苏廷玉、河南巡抚桂良。其它人虽然也表示应该严禁鸦片,但认为对吸鸦片的人处以死刑太过分了。

  道光皇帝选中湖广总督林则徐担当禁绝鸦片的大任。

  这一回,道光皇帝是发了狠心的。他亲自处分了一批吸鸦片的皇亲国戚,并且严令各省切实惩办鸦片犯人。地方长官慌忙开始抓捕鸦片犯。那时吸鸦片是半公开的,抓起来并不困难;于是地方官正好又营私舞弊,只把没有后台又无钱行贿的人抓来交差,真正的鸦片“大户”却逃脱了惩治。

  道光十八年(1838 年)11 月10 日,林则徐到达北京郊外长辛店,第二天就参见皇帝。皇帝特许他坐在毡垫上,同他讨论了一个半小时。次日,皇帝又召见林则徐,两人讨论一个小时。11 月14 日,皇帝宣布特许林则徐在紫禁城中骑马,这是十分难得的恩宠,由此可见皇帝对林则徐的信任程度。

  一连八天,皇帝天天召见林则徐,这也是没有先例的。两人交谈的结果,使道光皇帝十分振奋。他对自己选中林则徐这一点十分得意。最后,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并要求广东的海军也归林则徐指挥。

  11 月23 日,林则徐离开北京去广州。但是,他并没有被皇帝的特别恩宠冲昏头脑,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前途是十分艰难的,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等朝廷重臣,对严禁鸦片的冷淡态度,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在给好朋友龚自珍的信中,林则徐含蓄地透露了一点信息。

  同时,他也知道,广州的官员大多同鸦片走私有牵连,他去广州,很可能会孤立甚至遭到谋害;再说,英国人武器精良、兵船坚固,也不是好对付的..但是林则徐决心为严禁鸦片作一次拼搏。

  道光十九年(1839 年)的正月,林则徐到达江西境内,便派信使向广东布政使和按察使发出重要命令,要他们立即逮捕一批走私鸦片的罪犯。尽管列入逮捕名单中的17 人大多是下级官吏和士兵,但逮捕活动显然造成了很大影响,达到了林则徐先声夺人的目的。

  半个月后,林则徐到达广州,住在越华书院里。越华书院是主张禁烟的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林则徐在这里接触了许多人,听取了许多重要意见。

  九天以后,林则徐发布了两道命令。一道是给中国买办公行的,限他们在三天之内,通知督促外国商人出具汉文、外文保证书各一份,表示从今以后永不走私鸦片,否则人犯处死刑,货物没收;如果办不到,则证明这些中国买办一贯与洋人串通,将从中挑出罪行最严重的处死并没收财产。另一道是给外国商人的,谴责他们把本国不吸食的鸦片大量走私到中国来,“骗人财而害人命”;并通知他们,清政府已决心根除鸦片,凡贩卖鸦片,开烟馆以至吸鸦片的人,都要处以死刑;同时要求他们交出趸船上的全部鸦片。

  鸦片战争的导火索,由此点燃。战争的危机一步步迫近。

  当时,中国和西方各国,没有外交关系。因为清政府认为,只有中国是“天朝”,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同中国平起平坐,所以当然不能有平等的外交关系。这样,清政府也就无法直接同外国人打交道,它的办法是一切通过买办公行,由当时的公行总商伍绍荣去同外国商人打交道。这种不正常状态,在平时做生意,公行由于可以垄断对外贸易,大有好处;但碰上这种外交纠纷,要去充当使节,命令外国商人交出全部鸦片,并且保证永不走私鸦片,这样的重任,对实际上没有外交使节职权的公行,就大伤脑筋了。

皇家国际官网,  外国商人把林则徐的要求,当成索取贿赂的手段,根本不予理睬。三天的限期过去了。伍绍荣没拿到一份保证书;但是洋人们决定给钦差大臣一点“面子”,于是同意交出1037 箱鸦片,企图蒙混过关。

  林则徐不吃这一套,下令逮捕最大的两个英国商人查顿和颠地,因为他们多年来大规模地进行鸦片走私活动。可是查顿已在五天前回英国去了,逮捕的目标便只剩下了颠地。逮捕令当然也是下达给公行的,然而公行却不敢照样向外商传达,他们将逮捕令改头换面,说成是钦差大臣招颠地进广州城。

  外商方面认为颠地进城会有危险,拒绝了这个命令。

  当时英国驻中国的商务监督是海军大校义律。他本来住在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地澳门,这时匆匆赶到广州“夷馆”。义律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给公行,表示他可以陪颠地一起进广州。但要林则徐出具正式文书,保证他们二人不受隔离。

  消息传到林则徐那里,却促使林则徐采取了下一个步骤。他本已打算派兵围困“夷馆”,只因义律这个外商首脑不在夷馆内。才延缓了几天。于是,他当即下令,派了千余名士兵包围“夷馆”;对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实行“封舱”,禁止他们装卸货物;不许他们雇佣中国工匠、船员,不许他们租用中国船只和房屋,“夷馆”中的买办和雇佣人员要全部撤出..“夷馆”中的存粮和储水都很少。48 小时之后,义律屈服了。他保证交出英国商人所有的鸦片,共二万多箱,按销售价格计算约值一千五百万银元。

  林则徐每收到一箱鸦片,便给予五斤茶叶作为嘉奖;共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把这批鸦片完全接收过来。

  根据道光皇帝的命令,林则徐在广州虎门海滩上销毁这一大批鸦片。

  林则徐研究过鸦片的性质,知道用火烧的办法,还不能彻底销毁鸦片,熔化的鸦片会渗入土中,把土挖起来熬,还可以再制成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鸦片。最能破坏鸦片成份的是盐和石灰。所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稍高的地方,挖了两个五十米见方的池子,四周钉上木板,池底铺上石块,以防鸦片渗漏;然后引进海水,把鸦片球切成四半,扔进海水池中浸泡半天后,再加进生石灰;石灰溶于水时会产生大量热量,把池中的水都煮得沸腾了;许多民夫站在池边和跳板上,用长木棒搅和,使鸦片完全溶解;到海水退潮的时候,再把溶解分化的鸦片水放进海中。这样一直用二十天时间,才把二万多箱鸦片全部销毁。

  林则徐和广东的高级官员,每天都到海滩上去监督,以防有人从中捣鬼。

  这时,义律和英国商人为了表示他们的抗议,全部退出广州,好像要同中国断绝贸易往来。但是美国和其它外国商人拒绝参加英国人的抗议活动,所以许多英国商人暗地里还在通过别国商人同中国做生意。而且,中国根本没有注意到英国商人的这种抗议表示,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提倡自给自足,一向不重视商业;按照皇帝的意思,同外国人做生意本是“照顾”外国人的,英国人来不来做生意,并不放在心上。

  严重的危机来自清政府内部。尽管道光皇帝积极主张禁烟,但不少大臣却用各种方法软磨硬抗,破坏禁烟,反对对吸食鸦片的人处以死刑。其实林则徐并没有说立刻把吸食鸦片的人都处死,而是给他们一个戒烟改过的期限,过了期限仍不改悔的人才处死,实际上是以死刑威逼吸鸦片的人尽快戒烟。直隶总督琦善却向皇帝提意见,故意夸大其词,说吸鸦片的人至少有几十万,一起杀掉,势必引起他们反抗和暴乱,甚至会导致清政府的倒台。在制定具体的“禁烟章程”时,他们把禁烟完全交给官府去办;其结果,腐败的官府往往把严格的禁令变成一纸空文;何况有的官员自己就是鸦片鬼!

  广州的形势却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鸦片虽已销毁,但义律禁止英国商人在永不走私鸦片的保证书上签字。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道光十九年(1839 年)5 月27 日,五个英国水手在一个叫尖沙嘴的渔村酗酒,然后抢劫了一所庙宇,并且杀害了一位叫林维喜的中国村民。

  林则徐当即要求在澳门的义律交出杀人凶手。义律却借口不知道谁是杀人凶手,拒绝了林则徐的要求。林则徐当即指出,事件发生后,义律曾两次到尖沙嘴查讯,如果还不知道凶手是谁,那么这个义律就连木偶都不如了,还当什么官?如果查出犯人而不处理,是包庇罪犯,也就犯了同罪犯一样的罪!面对义律的蛮横态度,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禁止向澳门的英国人提供食物,并命令中国的买办和民夫退出英国商馆。当时的澳门,虽然有葡萄牙派驻的总督,但也还有清政府派驻的地方官,所以林则徐的命令得到有效的执行。五十天后,义律和英国商人不得不撤出澳门,住到商船上。义律再一次用信件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五小时后,英国军舰“窝拉宜”号及武装的英国商船朝中国海军在九龙的兵船开火,打死中国士兵二人。在中国海军的还击中,英军有四人负伤。

  到这时为止,林则徐仍然表示,只要英国商人签署不走私鸦片的保证书,并交出杀害林维喜的凶手,他们随时可以回到广州做生意。新从孟买运棉花来广州的英国商船“汤姆士·葛”号偷偷地在保证书上签字后,就顺利地进入广州,卖掉了所载的棉花,买到了所需的货物。但是,当运大米来的英国商船“罗伊娅·撒克逊”号也打算这样做时,却遭到义律的阻挠。

  道光十九年11 月3 日,英国军舰“窝拉宜”号和“海阿新”号在川鼻海面与中国海军发生激烈战斗。中国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督战,经过两小时的恶战,英舰“窝拉宜”号受伤退走。但中国海军参战的29 只兵船几乎全部受伤。

  鸦片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

  第二天,英国武装船队又向中国官涌要塞开炮,此后接连袭击中国的炮台、要塞,但大规模的海战没有再发生。义律在等待援军。林则徐也在巩固充实沿海的要塞、炮台和兵船。

  在他们的背后,中国皇帝和英国女皇的态度也都非常强硬。都希望通过战争达到自己的目的。

  1840 年2 月,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向中国派兵。清道光二十年正月,又有16 艘军舰和武装商船先后开到中国海面。

  英国人采用了一个狡猾的战略。他们知道,林则徐已把广东的防务搞得比沿海任何地方都要坚固,所以英国军舰只对广州进行军事封锁,主力却继续北上,攻击中国沿海其它港口。

  道光二十年6 月,英国舰队到达浙江定海,勒令定海炮台的中国守军在6 月6 日前投降。尽管定海炮台装备陈旧,战斗准备极不充分,二千名守军几乎是赤手空拳,但中国官兵誓死不投降。结果,定海总兵张朝发受伤后死去,知县姚怀祥在定海失守后投水自杀。

  英国舰队继续北上,向天津进发。舰队的总司令官兼特命全权大使乔治·义律少将,是商务监督官义律大校的堂兄。这支舰队一到天津附近的海面,就在北京城里引起了极大恐慌。道光皇帝和文武百官,本来以为鸦片问题只是广东的事情,没想到竟闹到自己眼皮底下来了!

  天津属直隶管辖,而直隶总督琦善和军机大臣穆彰阿正是朝中保守派的头目,他们对林则徐的禁烟一向持反对态度。现在,琦善不得不去同英国侵略者打交道了。

  英国方面递交了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信中要求赔偿林则徐在广东没收、销毁的鸦片价款:对英国商务监督官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侮辱他的行为;指定沿海若干岛屿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经商的场所;偿还中国公行欠英国商人的全部债务,如此等等。

  琦善一味推托,说:“这是在广东发生的事情,还是在广东谈判吧!”

  最后双方终于商定,把谈判的地点改到广东。

  道光皇帝改变了原来的强硬立场,转而斥责林则徐禁烟“办理不善”,将他免职。

  琦善成为广东中英谈判的中方代表。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一到广东,就把林则徐过去所采取的措施全部推翻。他解散了林则徐和关天培苦心组织起来的海军志愿兵,还彻底清除了漂浮在水面上阻碍英国军舰进攻用的船笺。他把大部份军队撤退到广州城附近,留在虎门等要塞的军队仅剩二千人。

  然而不管琦善怎么讨好英国人,英国方面提出的谈判条件仍然十分苛刻,实际上要求中国无条件投降。除了提出开放天津以外,又要求在福建、浙江、江苏,直隶等省,为英国人开放六处以上的贸易商港,并要求割让领土。

  这些条件,连琦善都不敢轻易答应,尤其是割让领土一条,琦善居然为英国人谋划,提出可“暗割”,而不要“明割”实质上是割让,但不要写在正式条约上,这样就可以瞒住皇帝而获得批准。然而英国人不领他的情,坚持要正式写入条约文件。琦善都不敢把英国人的蛮横要求全部如实地向皇帝汇报,他含含糊糊的向皇帝报告,说英国人要求在广州之外,再开放福州、厦门两个通商口岸;并说英国人曾要求割让香港,已被他拒绝。

  这时,英国舰队已离开天津,返回广东沿海。道光皇帝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就连琦善报告上来的条件,都感到大为愤怒,他大笔一挥,批了八个字:“愤恨已极,无可再谕”。意思是像英国这样的“蛮夷”,竟提出如此让人愤恨己极的条件,简直没办法再教导他们了!

  谈判至此破裂。

  道光二十年(1840 年)12 月5 日,英军以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为借口,突然发起军事攻击,目标是虎门要塞第一关口水道的两个阵地:东边的沙角和西边的大角岛。由于岛上原有的二千守军,被琦善削减为六百人,根本抵挡不住英军的炮火和近一千五百人的登陆军队的猛攻,两处阵地先后失守,沙角指挥官陈连升副将阵亡,阵亡的官兵近三百人!

  琦善慌了手脚,连忙在口头上全部接受英国方面提出的条件。英军这才停止了进攻。然而条约的正式签字,必须报经皇帝批准。琦善当然知道皇帝不会批准,于是一再拖延正式签约的时间。英军决定再次施加军事压力,向水师提督关天培所在的靖远炮台发动进攻。同样由于琦善的削减,靖远炮台的守军只剩下二百人。关天培亲自督战,在战斗中,关天培曾向琦善求援,然而琦善置之不理,最后,关天培以身殉职。

  但是,琦善私下答应英国方面条件的事,终于被皇帝发现。道光皇帝大怒,又将琦善撤职,改派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和杨芳到广州来处理善后事宜。

  杨芳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勇将,20 年前就担任过直隶总督。然而他对现代科学一窍不通,听说英军的炮击十分准确,他就认定英军中有会使妖术的人,而破除“外夷妖术”的法宝是妇女的尿桶,只要将尿桶正冲着敌舰就行了。

  所以杨芳到达广州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妇女的尿桶,越多越好。在这样的将军指挥下,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5 月24 日,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英军选中这一天再次发动进攻,在广州登陆,占领了城西的外国人居住区。

  广州城危在旦夕。

  奕山慌忙派出代表,与英军签订了“广东和约”,宣布无条件投降,四万多清军不战就退出广州,并且付给英军六百万元“赎城费”,以换取英军不进攻广州的保证!然而奕山在向皇帝汇报时,却谎称因为广东天气炎热,士兵病倒甚多,才移驻广州城十里外的白云山,以便居高临下控制广州..登陆的英军到处烧杀抢掠,残害中国百姓。清军不战而退,更激怒了中国百姓。广州三元里的二万名居民挺身而出,打起了“平英团”的大旗。他们用锄头、铁锹、木棍为武器,奋不顾身地包围了一千多英军。恰巧当时天下暴雨,英军的火药枪被淋湿后无法击发,所以冲不出重围。义律忙向广州知府告急。广州知府余保纯竭力劝中国百姓放走被包围的英军。劝说无效后,无耻的余保纯居然威胁“平英团”说,如果不放走英军,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将由三元里的百姓负担!结果“平英团”被迫放走被围困的英军。

  正在这时,英国方面又发生了变化。英政府还嫌义律不够强硬,改派了亨利·璞鼎查为特命全权大使,来代替义律。

  亨利·璞鼎查一到广州,就命令英军舰队再次北上,占领舟山群岛。于是厦门、定海、镇海等地相继失陷。五月初,英军攻陷长江口的吴淤要塞,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上海守军在两江总督牛鉴率领下仓皇逃走。英国舰队溯长江而上,六月初又攻占镇江,进逼南京。

  北京的清朝君臣再次陷入慌乱之中。道光皇帝的强硬立场彻底崩溃,匆匆派伊里布到南京与英军议和。英军提出的条件,皇帝也一概应允。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8 月29 日,中国和英国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

  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保证偿付没收的鸦片价款600 万元、公行负债300 万元和英军远征费用1200 万元,合计2100 万元;在广州已交付的600 万元还不计算在内。

  历时两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完全失败而告终。

  从此,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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