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冷淡的中国本土文化艺术,正是想真正显示中

作者:文学

与之前相比,现今的文学生态可以说是最复杂的。纯文学作品的影响力远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人开始讨论“文学势弱”这一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网络文学创作队伍的不断扩大,产出量惊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你写的是乡土文学,对很多读者来说就有些无趣了,毕竟从鲁迅、沈从文到陈忠实、莫言、贾平凹,中国的乡土文学写作经验太多,读者的阅读经验似乎也太多了。

在时代大潮面前,文学正逐渐偏离本质,功利性与商业性越来越强烈。尤其是一些期刊与出版社片面强调文学的消费性,这使得作家在创作时不得不考虑市场因素。因为一味迎合市场,导致作家发自内心的作品少了,他们热衷于描写贪欲、权欲、性欲等等,以求刺激读者的感官。于是,官场文学、小资文学、情爱文学泛滥,这些作品极力渲染都市人对灯红酒绿的沉迷,对奢靡生活的向往。在这种情形下,最具生命力和最震撼人心的乡土文学,正逐渐被冷落和遗忘。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只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城市题材的作品写来写去,内容大致雷同,有新意的不多。而农村与农民则存在了几千年了,可挖掘的素材很多,可探讨的问题更多,而且这类作品所蕴含的文化意味更浓。 “五四”运动以来,乡土文学繁荣了近百年。鲁迅是中国乡土文学的鼻祖,其作品《祝福》《社戏》《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等,都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鲁迅以杂文见长,但此类作品的时代局限性强。相反,今天当我们重读他的乡土散文和小说之后,会发现其更具有生命力。小时候学过的少年闰土,其形象至今深深地印在脑海中。与鲁迅同时代的乡土作家,还有废名、彭家煌、艾芜、沙汀、台静农、沈从文、鲁彦、萧红等,他们的作品也都带有浓厚的乡土和地域色彩,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就像是一幅明丽的风俗画。后来,乡土文学逐渐演变成了流派,如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他们都来自山西农村,其作品基于农村现实生活,具体可感,有浓厚的地方风格。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虽然伤痕文学与寻根文学兴起,但乡土文学依然具有极高的地位。汪曾祺继承了他的老师沈从文的传统,继续高举乡土文学的创作大旗,其作品着力描绘乡土的美,这种美包括自然与人性的美。而事实上,寻根文学与伤痕文学也是基于乡土文学而发展起来的。从贾平凹、陈忠实、莫言、韩少功、张承志、古华、张炜等人的作品中,都能读出浓郁的乡土味。 而将乡土文学等同于没有市场,是一大误区。因为这些作家的作品恰恰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价值的,他们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峰。在农村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一些作家作品中的乡土世界,成了联系无数人的精神纽带。由于现代文明对农村的冲击,使得大多数人只能从文学作品中去寻找远去的故土。尽管一些人远离了乡村,但他们的根依然留在了那里,他们的父辈们还在那片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耕耘不息。 乡土文学依然是拯救中国文学的希望所在,翻开时下的文学期刊,如《十月》《收获》《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纯文学刊物,发现那些感人肺腑的好作品,基本上都是乡土题材。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以及李唯的《一九七九年的爱情》,写的虽然是乡土最常见的人和事,却将人们拉回到久远的年月,感受沉淀的情与爱。李洱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也是一部很成功的乡土文学,它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村民选举的事,作品关注乡土中国存在的困难,描写普通人的悲与喜。作者李洱曾对一位自认为与乡村无关的城市人说,“无论你住在中国的城市,还是住在外国的城市,只要你不是住在月亮上,发生在中国乡村的那些‘悲喜剧’,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片面追求文学的城市化和商品属性,实为舍本逐末,也导致中国文学这些年来好作品少之又少的重要原因;另外,乡土文学渐渐淡出视野,也与市场的误导不无关系。比如,一些出版社以及文学刊物没有做好自身工作,如发行渠道、品牌推广以及文学引导,而是一味随波逐流,非要将文学包装得不洋不土。结果变成了为文学而文学。 出现今天这样一种局面,的确是我们的文学导向出了问题,当然,也有这样的原因——即作家对乡土文学不熟悉和不自信。“当今身居都市的作家,切断了与乡土的联系,无法触及底层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即使是出身农村的作家,进入名利场后,远离了乡土,渐渐淡化了底层意识 。”作家贾平凹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商州》系列到《浮躁》,他的作品主题一直围绕着农村。而贾平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秦腔》,也是写故乡的人和事,写当今农村社会的变化与冲突。也就是说,乡土文学并不过时,也不是“墨守陈规”的派别,它具有很大的市场价值,比如贾平凹、陈忠实的作品,一度洛阳纸贵,就很能说明问题。对于乡土文学的价值及其今后的走向,作家雷达的阐述非常精到:“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中,作为诗意的栖息之所,作为人类和民族的痛苦与欢欣的承受之地,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还会发展和变化。”(原标题:作家对乡土文学不熟悉 中国乡土文学被冷落)

新京报讯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中,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学形态,都和乡土息息相关。百年现代化的历程中,乡土的变化,同样是现代文学注视的焦点。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百年间,乡土文学对中国时代流变的反映是真实有力的。作为70后,余松的新长篇《故乡》同样是写乡村,延续着前辈作家的传统,但读起来又不是很一样,非虚构的意味很明显,这让这部作品有了不同的意义和阐释空间。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的人口不断被抽离,乡村的社会、生活、文化空间正在崩解,城市的生活方式蔓延到乡村,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乡土文学,渐渐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尽管当代重要的作家,几乎都是从乡土文学开始,但依然无法改变乡土文学衰落的趋势,“事实上,今天的文学,已经不再以乡土、城市、工业等概念去定义”,着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

3月24日,在《故乡》新书分享会上,作家邱华栋、学者杨早以及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和作者余松谈了谈对他这部作品的看法,以及乡土文学的创作。

启蒙与进步,现代文学的乡土视野

余松、杨早、邱华栋、刘苏里在朝阳大悦城三联书店进行对谈。

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文学兴起,反映农业社会生活的传统文学逐渐式微,新的文学更关注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的种种现象。

余松:给那些忘却以记忆,给那些小人物以铭记

张颐武说,“现代文学其实是农业向工业转型期间的文学。那个时代,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都是乡土文学流派的,比如鲁迅,从文学的角度看,鲁迅是典型的乡土作家。再如台静农、茅盾、萧红、叶圣陶等,都是乡土作家。”

在发布会上,余松的话很少,但重复说了一句话:“我就是想非常真实地呈现中国农村的一个形态。”这是他写这本书时的姿态,也是写这本书的目的。“我经历过改革开放前那种贫穷、匮乏的时代,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焕发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和生命力,农民很快就解决了温饱问题,然后家家都盖上了房子、买了家电,但是后来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遇到了发展的无力感。后来我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尽量尽我所能,将一个相对真实的农村形象、农民的形象呈现出来。”余松说,“给那些忘却以记忆,给那些小人物们以铭记,这就是我基本的一个创作初衷。”

同样是乡土作家,但不同的作家看待乡土的角度并不一样,着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兆忠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中,乡村一直都是启蒙的对象,被视为落后的、需要改变的地方。但这其中又有不同,鲁迅笔下的乡村,往往是灰暗、愚昧的,需要改造的,而沈从文则通过乡村去反思现代性,发掘传统乡村中那些可以补充现代化不足的东西。这两者看似是矛盾的,但实际上,不论是促进现代化,还是反思现代性,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现代化本身就是多元视角的”。

而如何才能表现得真实?这是在写作中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余松不断调整稿件,从之前写自家经历、以父亲为原型,到后来写四个家庭,在故事中“自我剔除”,并在写作手法上让作者退场,用“零度写作”达成一种客观性。与之相对应的,是书的架构,用的是极有客观性的编年体,从1980年代写到2010年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仍是文学最重要的主题,张颐武说,“那个年代出现了很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柳青的《创业史》,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

在上述这些之外,想要达成真实,还需要语言上的贴合。邱华栋说:“余松的语言有一种质地,就像泥土一样非常短促、简洁、有力、准确,也没有太多的雕饰和比喻,也没有那么多的暗喻。但我觉得他在描写上,在白描的手法上非常扎实,刚好贴近于故乡这个题材。”

从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农村的变化,以及身处这一巨变中的人们的生活、精神,一直是文学关注的重点。比如《创业史》,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亢奋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尽管现在看起来有一些并非很真实,但它所强调的精神变化,是非常可贵的”。

刘苏里:我们始终也没有走出乡村

城市的生活,正在改变乡村的生态

与邱华栋关注叙事、语言不同,更关注人文、社科书籍的刘苏里在《故乡》中看到的更多是一种象征性,这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在读者的参与中,获得的也许与作者的本意不同、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

改革开放之后,新一代的作家逐渐崭露头角,余华、莫言、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也都是以乡土为写作的题材。

他说:“我们对现代化的追求超过一百年了,最新的追求也超过四十年了,但我们始终也没有走出乡村。今天我们坐在大悦城,也不过就是一个乡村电影院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房子造得很好,跟纽约差不多,和东京差不多,但是里面待着的人基本上还是生活在农村的人。”

李兆忠说,“前一段时间我刚刚重读了路遥的《人生》,主人公高加林在那个城乡巨变的环境中,逃离乡村,又不得不回到乡村,他的故事反映的正是那个年代的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错综复杂的社会状态和心理状态,这也正是它动人的地方。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等,上世纪80年代的乡土文学,等于是一个新的乡村启蒙时代”。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从《故乡》中看到了他熟悉的精神结构。虽然从小在城市长大,但因为住的地方和农村相邻,刘苏里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很了解,“后来我更长的时间是生活在大都市里面。即使小说里面的话语系统不一样,但精神结构完全是一样的,书里面的故事每天都发生在北京,就发生在我身边,甚至就发生在高校。”

不过,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乡土文学快速衰落,一大批在乡土中成长的作家,也逐渐转型。张颐武说,“作家们离开了乡土,进入城市,他们的生活经验,也不再是乡土的经验,所以有人不再写乡土,有人尽管还在写,但他们所写的乡土,已经不再是当下的乡土,而是非常遥远的乡土。贾平凹就是典型的代表,他早期的作品,如《高老庄》等,和当时乡村的现实、变化联系非常密切。到了现在,虽然他也还写乡土,但他写的,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传统的乡土,而不是真实的乡土。”

《故乡》,作者:余松,版本:后浪|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12月

“乡土文学存在的土壤消失了。”李兆忠说,“乡土文学是建立在农民身上的,人都进城了,作家进城了,年轻的读者也大多进城了,乡土文学也就没有了。”

杨早:乡土文学是乡土世界在丧失的反映

失去年轻人,也失去了文学的视野

虽然《故乡》里展现的乡村里的精神结构同样适用于北京,但一个事实是,如今的中国乡村正在大量消失。杨早在2012年莫言获诺奖时写过一篇论文《最后的乡土,最后的莫言》,就在那一年,“中国乡村以每天50座以上的速度在消失”。眼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涌往城市,或者次之的镇和县,很多人都在想着如何逃离乡村,村里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到2018年末,中国的城市化率接近60%。张颐武说,“以前常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村问题,因为大部分的人在农村,但现在不一样了,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再看乡土文学的问题,不能离开这个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结合乡村文学的起源,杨早认为,乡土文学从发芽开始,就已经是乡土世界在丧失的一个反映。从鲁迅到沈从文,到后来的赵树理、陈忠实、贾平凹、莫言这条线索一直下来,基本的用意是在于,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曾经拥有但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进入的乡土世界的规则。

年轻人是文学的主要受众,但实际上,即便留在乡村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状态,也基本上城市化了。张颐武说,“从作家的角度看,年轻的作家大多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或者城市度过的,他们没有从事农业劳动的经历,甚至也没有长时间在乡村生活的经历,他们的写作,是一种城市化的写作,关注的是城市,而不是乡村的人和乡村的生活。读者也一样,留在农村的年轻人,很多是离土不离乡,他们的生活状态,也不是原来的乡村生活状态,更多是在附近的城市打工,乡村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而已,所以他们的阅读,其实也是城市化的阅读”。

显然,和刘苏里相比,杨早更多的从历史角度去看待余松的《故乡》。在乡村不断失去中,如何有效地用文学再现它的规则,展现真实的乡村,是个重要的文学话题。杨早认为,余松的《故乡》“不见得有太多新意”,还是现实主义的,但“它内在上有一种和以前的乡土文学不一样的特质,看上去特别像是非虚构,甚至像田野调查报告”。就像上文所说,余松在写作时的“自我剔除”和“零度写作”让他达成了这一点,而这一点,在杨早看来是余松写作的风格,“好的作家就是保持自己的一种风格”。

村里还有人,但谁来关注他们呢

此外,杨早还特别注意到《故乡》中编年的一个特点:与时代的推进没有那么强的关系。“里面的人,不管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是二十一世纪,他们的思路没有变化,他们的行为方式仍然依旧,他们整个村庄好像停滞了,好像一个标本停在滚滚时代的浪潮之中,我觉得这是余松写作的一个相当独特的地方。”杨早说。

城市化的加快,打破了传统的二元结构,也改变了乡村的结构和生活状态。张颐武说,“互联网时代,世界是扁平的,农村的青年一样网购、玩网游、刷微博,他们的产品,直接在网上销售,和城市生活离得很近,他们的想法,当然和以前的年轻人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难再用二分法去区分乡村和城市,人是这样,社会是这样,文学也是这样”。

对此,杨早表示,很多作家喜欢主题先行,将书写对象跟时代潮流做勾连,“中央有什么政策,下面有什么变化,这个变化会给生活带来什么东西,导致人们内心思绪上精神上的不一样。”但故乡有一套自己的叙事线索。

在文学的世界里,乡村不重要了吗?农民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不重要了吗?显非如此,李兆忠说,“乡村仍是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乡村仍旧处在激烈的变化中,我看贾樟柯的电影,常会觉得,好像也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人的精神,仿佛总是在彷徨之中,特别难受,我想,这其实就是足够重要的、值得关注的东西。但在文学的世界里,最起码五四之后的那种乡土文学没有了,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乡土文学也没有了。”

关于这一点的阐释,也许又要回到余松刚开始说的那句话。他只是把自己在农村的经历真实地反映出来,而没有过多的思想上的加工,原生态的再现让这部作品有了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独特性与真实性。

“乡村里当然还有人,他们的生活当然值得关注。”张颐武说,“问题是,今天的乡村,很多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儿童,年轻人都在往外走,往城市里走,或者即便在乡村,过的也是城市化的生活,而他们恰恰是文学的主要创作者和阅读者。”

皇家国际官网,作者:张进

返乡记流行,一种浪漫的乡愁情怀

编辑:徐悦东 校对:薛京宁

现代文学中,乡土文学无疑是体量最大的类型,张颐武说,“中国现当代主要的作家,几乎都是因写乡土文学而成就的,非乡土文学的作家,想要得到认可是特别难的,比如张爱玲,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渐渐受到重视。改革开放之初还有如工厂文学、城市文学等,当时得到认可的作品和作家也非常少。但到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是城市化的。”

近年来,每到春节,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返乡记”在网络上流行,进入城市的知识青年,把乡愁寄托在文字中,这是否意味着乡土文学还会回归?

张颐武觉得并非如此,“返乡记的流行,恰恰说明,今天的年轻人看乡村的视角已经不一样了,他们本身不在乡村生活,对乡村的认识是一种浪漫化的乡愁情怀,是乡愁的寄托。和乡土文学那种深入乡村生活,表现乡村细微变化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

城市人视角,农家乐式的乡土印象

城市人的视角下,乡土常常变得概念化,张颐武说,“除了返乡记一般的乡愁之外,城市人对乡村的另一种认识,就是农家乐式的,去乡村是为了感受大自然,品尝乡村美食,人们觉得这里绿树成荫,蔬菜新鲜,腊肉美味,可以放松身心,仅此而已。而且,农村也有民宿可住,有自来水、冲水马桶,有超市,所有的服务都是标准化的,生活方式和城市里区别不大。这些去农村旅游的,去农家乐休闲的人,其实是感受不到乡村巨变背后,整个乡村社会生态的变化,感受不到人的精神的变化。”

真正的文学创作,需要更多的生活经验,而非浮光掠影的表面印象。张颐武说,“城市化是大趋势,让年轻人回到农村去,很难。这一点和日本有点儿像,日本的乡村建设非常好,但年轻人同样希望去城市生活,而不是留在乡村。因为田园生活看起来很美,但实际上成本高、效率低,大城市的集约化生活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举例来说,城市里的地铁可以极大地提升交通效率,同时因为坐的人多,成本也就下来了,而在农村建地铁,至少目前看来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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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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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忠: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陆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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